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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样写火葬（第3页）

从这一点来看，《火葬》是不可厚非的。

它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

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败。

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得太少。

我的一点感情象浮在水上的一滴油，荡来荡去，始终不能透入到水中去！

我所知道的，别人也都知道，我没能给人们揭开一点什么新的东西。

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

战争不是不可写，而是不好写。

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道的人与事。

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战放在一旁，而只写我知道的猫儿狗儿。

失败，我不怕。

今天我不去试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永远不想知道它了。

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子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

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

我们不从这里学习，认识，我们算干吗的呢？写失败了一本书事小，让世界上最大的事轻轻溜过去才是大事。

假若文艺作品的目的专是为给人娱乐，那么象《战争与和平》那样的作品便根本不应存在。

我们似乎应当“取法乎上”

吧？

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

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

文艺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

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

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

象《火葬》这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

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

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阴。

光阴即便是白用，可是饭食并不白来。

十行纸——连写钞副本——用了四刀，约计一百元。

墨一锭，一百廿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

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

求人钞副本共用了一千一百元。

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

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

这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

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

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