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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重要的是他心体通泰，如金子出炉，过去是动心忍性的锻炼期，他本人也是左右突围，想既成真金又早点出炉。

但他知道个中道理，知道拔苗助长与偷懒逃跑都无济于事，都会功溃一篑，或功败垂成。

过去，他大概没有想好如何让朱陆相通起来。

单是与理学做对，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

因为贬低别人并不能抬高自己。

仅停留在言辞之间的辩论，对自身心体的养育有害无益。

他说，常在过上用功就是在补瓦盆，必然流于文过饰非。

为求胜而争论是不善与人合作，那是好高不能忘己的毛病。

真正善于养心的人，是要让心保持其本然的、未受蔽累的一物不着的状态。

“通”

表现为敢于与诸派求同。

他敢于说佛教、道教均与圣道无大异，均于大道无妨。

这一立场一直坚持到晚年。

敢于去统一别的主义是他成大气候的原因之一。

在晚年他多次打比方说，世上的儒者不见圣学之全，不知把三间房都为我用，见佛教割左边一间，见道教割右边一间，是举一废百。

他说，“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所用，是为之大道。

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儒家同门的理学，过去的矛盾不亚于与释道二氏，现在，他也将他们调和到一条跑道上了：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

这样，和则两美，同生共长。

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敢于打乱仗，有信心在乱中取胜。

不搞白衣秀才王伦式的关门主义。

他在仕途上也快通了。

他这一代人也熬到了说话有分量的地步。

去年，升他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

因为南京的官是摆设，他的朋友湛甘泉、黄绾跟冢宰即吏部尚书杨一清说情，就把他留在了北京的吏部验封司，虽然还是个主事，但吏部好于刑部，最关键的是在北京，他们可以早晚切磋、随时交流了。

湛在翰林院，清闲，王也是闲差，经常聚为小沙龙。

这个小圈子的要员除了黄绾，还有吕仲木。

上班没事时，下班以后，公修日，他们便相聚讲论。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甘泉学案”

中说：“时阳明在吏部讲学，（甘）先生与吕仲木和之。”

好象王的讲堂就按在吏部似的－－自然他的意思并非如此。

但烘托出了王大讲特讲的气势。

四十而不惑，他终于四十以后才明白－－通天彻地的明白了。

又经历发配边陲的、难说汉语的岁月。

他现在是重返舞台，而且像是隐居深山修练成了的大侠、大仙，又重返江湖、一展身手。

他自然不会肤浅的去招摇，他只是不避嫌疑的讲他已悟出的圣学至道，他大概有在做“法布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