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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部分（第1页）

问题搞复杂了。

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补其传”

的工作是错误的，他以郑玄古本《大学》为正，认为无所谓阙文，无须补传；无所谓错简，无须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顺。

他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

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

为主题，所以是支离。

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

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补传，在旁边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以指引学者正道。

这就是他的《大学古本旁释》，尽管这本书不如他的《大学问》影响大，但是在他的扇动下，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湛甘泉、方献夫后来都改信了古本《大学》，他还为此着实激动了一些时候。

因为这就是在诚意的主导下来格物了，也等于把格物这个理学的基石性概念纳入了心学的体系。

　他不仅要弄出两个《大学》，还要弄出两个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　晚年定论之朱子。

　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是把朱晚年的一些与心学题旨一致的书信言论收集起来，称为朱的最后结论，以前与此相矛盾的话都是朱子也后悔了的错误言论。

这是一招很“损”

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术”

。

是阳明在运用打仗的战术来解决学术分歧，不是一般学院派学者能想出来的做法。

理应受到当时及后来人的批评。

但很有效果，很多话简直就像王阳明说的－－尽管都是朱的原话－－这可以成为阐释学史上的大公案。

尽管世界哲学史上充满了早年、晚年主旨大变的哲学家，但朱子绝对没有必要“大悟旧说之非”

，以致于“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

阳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让朱说自己想说的话，以杜天下之口。

然后把自己说成是与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战友。

而世间流传的朱子学，如《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后来“思改正而未及”

，而《语类》乃是其弟子挟胜心以附己见的东西，与朱平日之说亦大相乖戾。

世人学了朱子“悔”

的，不学朱子“悟”

的，不知已入了异端，还日日竞相喧嚣以乱正学。

朱子一生说了千百万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唯我所用，　所以找出万把字的自我批评、悔其少作的话，当做向心学投降的忏悔录，其主题有二，一是觉得过去止是讲论文义，诚是太涉支离，后悔病目来得太迟了；二是因不能再看书，却得收拾放心，正心诚意，直下便是圣贤。

阳明很得意他编辑出这样的“定论”

－－声称“无意中得此一助！”

其实，他早在南京时，便开始摘录，等到他在剿匪实践中证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验证了，正好也有了些名头，就差来自权威的支持了，便让这部经他“逻辑重组”

的《朱子晚年定论》适时出台，不惜委屈自己－－让朱子得发明权－－“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

事实上，他这样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好作用，因为朱子学太深入人心了，人们反感他这种断章取义，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

术，离开了势，其效能便相当有限。

　自然也有相当的初学者发现了两个朱子，而且有庸俗的进化论为背景，老的比少的可靠、临终遗言胜过先前任何话语、后出转精之类。

最关键的是，这个“朱子晚年定论”

告诉世人：在日用中做功夫胜过任何注经解经；一旦诚意、心回到腔子里便一了百了。

那些后生小子无须多大的聪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老朱都悔读书著书，恨目盲之来迟，我辈何必再蹈舛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