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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襄（第4页）

贪人非独不知羞耻，而又自号材能。

世人耳目既熟，不以为怪。”

蔡襄与欧阳修、石介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同科进士，“三十年”

后已是嘉佑五年（1060年），蔡襄之语正是全面概括了仁宗朝致力于儒家传统文化复兴的知识分子推行“耻言营利”

，标榜重建儒学的一致的价值取向；并且鞭挞了在振兴儒学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与之背道而驰的丑陋现象。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我国儒学的学术发展史。

儒学大盛于西汉，其衰落则始于东汉。

与此同时则有佛学自西方的传入。

随着佛教的东渐，佛经的大量翻译，佛学自魏晋以来逐步流行，儒学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来自不同民族的异质文化的严峻挑战。

佛教的出世理论与儒学的入世思想反差极大。

关学门人范育为张载《正蒙》所作序言专门回顾秦汉以来的儒学变迁：“自孔、孟没，学绝道丧千有余年，处士横议，异端间作，若浮屠、老子之书，天下共传，与六经并行。”

可见，由汉迄唐，拘泥于六经章句的训诂之学，在日益强大的佛学面前，节节败退，无法招架。

加之以“玄学”

在学术界的异军突起，独揽风骚，中国的学问家们再次打破了汉末以来万马齐喑的沉闷格局，于是代表时代特征的“宋学”

应运而生。

“宋学”

在复兴儒学的同时又复苏了儒家所具备的传统的开放精神，并且完成了对西来的佛学文化和本土的玄学文化的改造、融合与吸收。

“宋学”

不仅吸收了佛学的精髓，使佛学蜕变为“宋学”

的一部分，而且渗透到文学、艺术、史学、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理论等广义文化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陈寅恪先生对宋学的评价极高，他在为邓广铭先生《宋史职官志考证》一书所写的“序言”

中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熏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

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

他预言，宋学不仅是中国文化之“造极”

，而且还代表了中国学术的将来。

可见他充分肯定了“宋学”

对中国学术的积极影响。

在“宋学”

创立之初最艰难的阶段，蔡襄、欧阳修等人为这门新学科的体系与架构奠定了扎实的根基，其“毕路蓝缕”

之功彪炳辉煌。

二蔡襄对“宋学”

的的开山之功。

正如欧阳修所作《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所言：“谁谓闽远，而多奇产。

产非物宝，惟士之贤。

嶷嶷蔡公，其人杰然。

奋躬当朝，谠者正色。

出入左右，弥缝补益。

间归于闽，有政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