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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第6页）

无论从私人情谊上讲，还是从政治态度上说，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与王安石都十分和谐与一致。

当时的所谓嘉祐四友，就有王安石与司马光。

俩人时常相聚交谈，以诗唱和，以文会友。

从主张改革时弊的文论奏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俩人的政治观点基本相同。

即使是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准备推行新法之初，司马光还对王安石抱有好感。

有人攻击王安石时，司马光并不赞成，认为是言过其实。

司马光忽然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于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新法“与民不利”

。

变法之前，王安石提出了发展生产的主张和意见，但是，变法开始之后，王安石实际上把发展生产放在次要位置，而急于解决财政困难问题。

北宋中期尽管税收数倍于国初，但由于冗兵、冗费和冗官等的巨额开支，造成了国库空虚，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

宋神宗即位，碰到的难题首先就是财政困难。

他曾召集王安石、司马光等，询问如何解决财政困难。

司马光回答，首先应该节省朝廷开支，注意节流，如皇亲大臣的大量赐物，就可以省下来。

王安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提出节省开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应该从理财上着眼。

王安石所说的理财，主要意思就是想方设法增加朝廷收入。

而要增加收入，必然要增加对地主与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的税收或变相税收。

司马光当场激烈反对王安石的这种主张。

他说：天下财物百货，是有限的，不在老百姓手里，便在政府手中，如果增加税收，就是侵夺百姓财富，造成民穷国富，王安石并没有听进司马光的意见，而是在变法实践中，果然用各种办法，加重了地主、农民等的负担，从而解决了财政困难。

这就使司马光与王安石的矛盾与斗争，越来越激烈尖锐，直到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最后变成老死不相往来的政敌。

王安石的新法有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发展生产的一面；有有利于农民的一面，也有不利于农民的一面。

司马光所看到和反对的，大多是不利于生产和农民的一面．例如当时争论最激烈的青苗法，既有限制豪强大地主放高利贷，残酷剥削农民的作用，但在发放青苗钱时，确实要收取农民百分之四十至六十，甚至成倍的利息。

司马光其实并不反对打击与限制富豪的高利贷，而是反对向农民收取如此高的利息．他一再说，向农民发放钱粮，可以用常平仓的办法，不取或少取利息（可以收百分之十的利息）。

其次是免役法．司马光早就主张改差役为雇役，王安石的免役法与司马光的主张大体相同。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又反对免役法呢？原因是免役法要向原来不服劳役的下户即农民及其他人，收取不少数量的免役钱。

司马光认为这一政策，地主富豪有钱，可以应付，而贫民没有钱，穷于应付，加重了他们的负担。

再次，是市易法与均输法，司马光认为这是与商人争利，不利于商品流通。

最后是保甲法，司马光认为这会使农民不安心种地，而去练兵习武。

由此可见，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是从其爱民，宽民和重农思想立场出发，反对新法中的苛民与伤农方面。

把司马光说成是站在豪强大地主立场上，顽固地反对限制豪强大地主利益，恐怕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另外，对于王安石在变法中的具体作法，司马光也有意见．主要是王安石“求治太急”

，不够稳重，犯了急躁冒进的毛病．还有是用人不当，用了吕惠卿这样有才少德的“小人”

。

这些，司马光在给王安石的三封长信中，都作了详细的说明，说了自己的看法。

然而王安石始终没有接受与改正。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应该给以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他反对新法中不利于农、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他反对王安石某些作法欠妥的一面，必须加以肯定．以王安石变法划线，不加具体分析地一概把反变法派加以否定，并且加上大地主阶层的顽固派、守旧派的帽子，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围绕变法与反变法的争论与斗争，既不是要不要改革之争，而是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之争．这场争论，见仁见智，互有短长．他们是站在同一立场上，都是想为巩固和发展宋朝的封建地主政权服务。

由于在如何才能巩固地主政权方面，出现了意见分歧，所以导致了这场争论与斗争。

全盘肯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成是代表中小地主阶层利益，说成是从发展生产着眼推行新法，是片面的．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把它说成是搞乱了天下而又害国害民，恐怕也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