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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出生太迟也是一种不幸（第4页）

老师们或者对此轻描淡写，或者苛责当时所有活着的人。

而官方机构，本着它们惯常的客观和超然立场，声称调查一个家庭的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

本书出版后不久，我收到了大量措词几乎相同的信件。

写信人三言两语，讲述了他们父母的历史，然后说父亲不久前死去，只知道他加入过党卫军，从没有问过他，但他们现在很想知道父亲究竟做过什么，他们希望了解德国是否保存了档案或有一个文献中心，可供他们查询父亲的更多情况。

许多人极为担心，生怕自己的父亲不是他们通常自称的普通士兵。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因为那个时代的恐怖情景可能与他们的父亲有直接联系而极度焦虑，当然，他们希望得知父亲没有做任何事情，但他们仍然想要知道真相。

当然，也有其他声音。

《明镜周刊》登载了大骂出版商和我本人的信件。

还有意料之中的匿名信以及夜半打来的电话。

但反面的回应毕竟不多，几乎是微乎其微的。

批评性评论同样很少。

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一家小型日报否定了本书，理由是它的矛头指向了在这场集体罪行中没有责任的无辜青少年。

但无论如何，这并不意味着在德国和奥地利的普遍反应是绝对积极的。

大多数评论家似乎过于多虑或过于谨慎，不想暴露他们的真实情感。

也有人沉默不语，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反应。

虽然奥地利过分积极地参与了党卫军指挥的集中营和其他灭绝中心的活动，但在奥地利，对本书的反应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沉默。

尽管本书引起了各地，尤其是欧洲的极大兴趣，并被翻译成几乎每一种欧洲文字，奥地利的新闻记者却始终不予理会。

除了前面提到的在萨尔斯堡招致的批评，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或电视台提及本书。

压迫机制至今在奥地利有效运转。

在德国，各种讲座和讨论会邀请纷至沓来，令我穷于应付；而在奥地利，只安排了两次这类活动。

两次都在格拉茨，第一次最多只有二十人参加；第二次定于同日下午在一个青年活动中心与学生会面，只见到十来个人。

即使是这些人，似乎也是偶然到场。

我后来得知，各学校根本不耐烦公告这次活动。

在瓦尔德海姆事件中显露的心理状态，此时仍在起作用。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生活在这个国家，撰写它的历史乃至这段历史对当代问题和“新”

奥地利人的影响，却遭到所有政治派别和团体的抵制，这真使我油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

德国的反应截然不同。

在无数次会议上，我有机会与新老两代人的代表交谈。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有足够的勇气，谈论他们的父母，谈论他们与父母之间的冲突，谈论生活在可能身为杀人凶犯子女的恐惧之中意味着什么。

本书的题目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德国的战后一代，正在试图解决罪愆与责任问题。

几十年来，他们的父母告诉他们，父母不认为应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

但他们，“无辜者”

的子女，往往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

《明镜周刊》刊载了乔尔格·科珀写来的一封信。

他今年十九岁，住在不伦瑞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