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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未能摆脱法国思想的影响，同样陷入了改革的压力之中。

“为防止爆发革命，我们必须改革。

必须去帮助那些在上帝保护下的人们。”

一个普鲁士官吏这样描写当时的形势。

冯·施泰因和冯·哈登贝格两位男爵着手起草改革方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法国的模式。

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贯彻了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的思想。

直至今日，德国的大学教育仍然贯穿着洪堡的精神。

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使普鲁士的臣民变成独立思考的公民，能够带着责任感参与国家的工作　—　或许在什么时候，也能有一个与国王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机构出现。

在另一个领域，拿破伦也是一个大变革者　—　当然不是出于他的情愿：在被法国占领的不独立的国家里一再发生反抗运动；拿破伦为了战争，越来越关注金钱和士兵，他的这个欲望越明显，反抗也就越强烈。

特别是在德国，这种反抗已经成为反拿破伦的民族运动。

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诗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民族”

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他们就也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

。

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质”

，重新成为德意志人。

“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身躯而且在我们的精神面前躬身礼拜，成为它们的俘虏。”

这种维护民族特征的愿望，也是导致“解放战争”

爆发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在欧洲霸权的结束。

德国人日益增长的、有时是过于强烈的民族自觉性，也在这里有它的历史渊源。

工业革命

从“法国压迫者”

下得到解放，使很多欧洲人都梦想着一个美好时代的到来，并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政治权利。

但这正是王公贵族们要防止发生的事情。

从1814年秋到1815年夏，他们召开了旨在重新规划欧洲的“维也纳会议”

，　—　希望尽可能多地保留旧的东西。

会议在奥地利宰相梅特涅的主持下，试图重新建立1789年以前的状况。

如果说，他们真的相信，这样一来时钟就可以倒转，那他们就大错而特错了。

欧洲并不平静。

用警察国家的方法，王公们虽然还能够制造“稳定和秩序”

的假象，但人们的不满却仍然存在。

1848年，终于爆发了革命。

从法国开始，蔓延到了整个欧洲。

人民到处要求在政治上有发言权；在前几个月里，还出现了王公们似乎打算让步的迹象。

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想赢得时间，聚集新的力量，企图再次用武力维护他们的利益。

在巴黎、维也纳、柏林，起义都遭到失败。

王公们在政治领域一再阻碍变革，或至少推迟变革的进行，但经济生活却发生了越来越快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