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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矛头直指道学（第2页）

赵汝愚当政时，知道此人善于钻营，授以兵部侍郎，不安排实际事务。

此番得韩侂胄重用，连升两级，进入执政。

总想着做些什么，拿定主意后，前往韩府，主动向韩侂胄汇报思想:

国朝自建立以来，更替宰相如家常便饭，孝宗在位时，半年、几个月换一个，也是有的。

可是这一次，居然闹得天翻地覆，大臣们、太学生、儒学名士从四面八方跳出来，不要官职，不要脸面，不要性命地奋起反抗，到底为了什么，赵汝愚也不过当几个月的宰相，未见有多么显赫的政绩，何德何能形成这种局面。

何某思前想后，根源在道学身上，就是那种读书至上，外戚不能干政的理学思想在作怪。

一席话正中韩侂胄软肋，韩连声赞同：

吴枢密所言极是，一语中的，都是读书人那种门第观念在作怪。

外戚怎么啦，不论我韩侂胄做到什么官职，对皇家都会忠心耿耿，只会有益，决无不利。

吴伯刚跟风就上：太尉忠君爱国之心昭昭，今日荣鹰懋赏，圣眷非凡，咱家得以追侍左右，真乃与有荣焉。

为今之事，枢密有何见教？

见教不敢当，办法倒是有的。

有什么办法？

太尉，就等着我的行动吧。

岂知，还未出击，即被刘建秀捷足先登。

此时的刘建秀已升为右谏议大夫，直接向皇上上疏，引用当年孝宗禁道学故事，请朝廷下诏，对理学进行考核，辨别真伪。

皇帝赵扩下令：颁发原疏，宰辅复议。

隆兴元年（1163年），孝宗即位不久，时值盛年的朱熹在天子的征召下，怀抱着强烈的思想原则和政治抱负，向孝宗上了三道札子。

在第一道札子中，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须以儒学为经典，具体说，就是《吕学》中的道;第二道札子，主张战以复仇，守以制胜，不忘不共戴天的君父之仇，必须合战之事为一；第三道札子，则推崇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道，希望君主以真心诚意为主，修德业、开言路、正纪纲。

这些奏论观念没错，也有积极进取的精神。

可惜的是，孝宗皇帝当时正为隆兴北伐失败，和与战如何选择而大伤脑筋，对他高深的理论不感兴趣。

读第一札时，尚还温颜酬酢，至第二、三札时，则沉默不语，再见他峨冠博带，满口之乎者也，顿感酸气十足，太祖的那句名言奔涌而出，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道理一套一套的，但实际上怎么做，一点也没讲，于是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朱熹之言，多不可用，以后朝廷不得再讲。

吴伯刚见有人先他而至，即上书对道学进行分析。

当前的道学分为三类，一是盲目附和的，二是肆意诋毁的，三是忌惮道学之盛不敢批评，明哲保身的。

同时又将道学家分为两大类，一种为潜心研究，不乱说胡为的，另一种则是沽名钓誉，谋取名利的。

为此，他建议朝廷对所谓的道学家，进行必要的甄别，秉其正而去其伪，士大夫应专师孔孟，不必自我标榜。

朝廷可取缔那些沽名钓誉，谋取名利的道学。

皇帝赵扩如法炮制：颁发原疏，宰辅复议。

宰相部堂复议后，将二人奏疏公布于朝堂，由百官讨论。

刘吴二人的奏疏似一块石子扔在平静的湖面上，激起片片涟漪。

国子司业汪逵、侍御史董育法、吏部侍郎李云思上折，推崇道学，反对将道学列为伪学，先后遭受斥责，贬放州郡;博士孙元卿、袁士桥，、国子正陈武上折论救，亦遭罢免。

刚由监察御史升为左正言的胡英元上疏称:近年以来，伪学猖獗一时，图为不轨，动摇上皇，抵诬圣德，几乎造成大乱。

为此，建议朝廷:将道学定为伪学，予以禁止。

政事堂觉得时机成熟，于是乎，一场轰轰烈烈的道学批判运动，由此拉开帷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