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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4页）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报告。

他宣称：“苏共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未来不会有所怀疑。

它将取代资本主义……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世界——共产主义世界。

我们一定把这条路走到底，永不回头！”

这些引起暴风雨般欢呼的话语说过仅仅四年，苏联没有了，社会主义没有了，更不必提什么总书记号召的共产主义事业了。

他那卑鄙无耻的嘴脸真叫人惊奇：几年之后，他居然又称，自他懂事以来，就一直梦想着要把共产主义埋葬……

遗憾的是卑鄙无耻毫无原则的不仅是他这一个人。

再来看发生得较晚的另外一例——1993年4月叶利钦同文艺界知识分子代表们在大剧院贝多芬厅会见的一幕吧。

电视观众看到和听到的是一个怎样的场景啊！

他们在高喊：“再加把劲！”

“对他们再狠点！”

“扭断他们的脖子！”

这些喊声竟然成了陷入亢奋状态的“艺术大师中坚”

们嘴里最心平气和的语言表现。

一方面这说明了他们疯狂的仇恨，另一方面，又说明他们赤裸裸的奴颜婢膝，引得千百万电视观众直想作呕（这是我后来同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过无数次会见才得知的结论）。

那真是一个真实展现自我的好机会。

他们果然这样做了！

正如已故的老牌剧作家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罗佐夫所言，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奴颜婢膝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绝对见不到的。

他们在精神上洗劫了那些对他们寄予信任的人。

但在这之前他们早已把自己洗劫一空了。

我不想一一列举那些一度曾为大众所尊敬和爱戴的名字，我只想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由于不仅在那一天，而且总之是在新环境下突然展现出自己丑陋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因而从人们的心上永远抹去了自己过去的艺术成就。

总之，在意识形态领域，破坏性倾向战胜了实证主义倾向。

这是因为苏共，准确地说，因为它的中央和几任总书记，在整个后斯大林时期一直没有能够对全党和全社会提出要求克服侵蚀党和社会血肉肌体的教条主义的任务（除了安德罗波夫，但他来得及做的只是指出这种必要性）。

在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上，在我们国内，教条主义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实状况，而他们却不懂得深入进行科学分析、认真发展建设新型社会的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必要性。

戈尔巴乔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开性、言论自由、全面民主化过渡的同时，并没有把对于从斯大林时期起就在许多方面被《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歪曲的党和国家的历史加以科学、客观、慎重地重新审视的主动权抓到自己手上，却把这一极为尖锐的、具有强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潜在敌人手上。

那些人后来果然成了公开的敌人，并以此为自己赢得了真理和正义斗士的美称，而且还因此赢得了如果不是带领社会大多数也是带领相当一部分人前进的可能。

当戈尔巴乔夫陷入政治困境时，对于“民主派”

针对领导了这个国家整整70年的苏共所大力展开的常常是诬蔑性的攻击，他们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当敌人向苏联和社会主义发起实实在在的进攻时，党的意识形态“机器”

竟完全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戈尔巴乔夫在号召搞诚实的、公开的政治的同时却在施加各种影响，甚至公然贩卖谎言（例如所谓的《里宾特洛普—莫洛托夫秘密备忘录》、卡廷案件等等）。

他所提出的大量口号和纲领都空洞无物，毫无根据，缺乏应有的组织工作。

戈尔巴乔夫不懂得：无法兑现的政治许诺，只能是一股破坏力量。

这一切决定了群众对改革、对党、对戈尔巴乔夫只能是失望，从而也加强了对手的地位。

民族关系②：竟然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

20世纪的大部分年月，整个世界都曾以惊奇和赞赏的心情观察着苏联如何解决民族关系问题。

可以说，我们的多民族国家似乎已经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谊的典范。

可是，忽然之间，在这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会儿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一会儿在乌克兰，一会儿格鲁吉亚，一会儿阿塞拜疆，一会儿在中亚的某个加盟共和国，民族主义又再次兽性大发了。

这种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威胁国家安全的大规模现象，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是无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苏联开始衰败，顷刻之间，它就能变成一只摧毁国家的攻城槌。

在历史上，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