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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他说：“雷克雅未克实际上是一场戏……一场重头大戏……我认为，如果没有里根这样强有力的人物，整个过程就不会开始……这次峰会上我们……走得已经那么远，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头路。”

雷克雅未克之后又举行过无数次的会见和谈判。

1989年末，当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同老布什总统会见的时候，整个移交苏联政治国防阵地的过程已经完成。

当时有些快言快语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说，冷战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尔巴乔夫在总书记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国总统会见了11次。

由于相当程度上绝对单方面的让步，柏林墙垮了，华沙条约、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以及苏联本身都垮了。

在醉醺醺的叶利钦指挥下奏响的军乐声中，部队满面蒙羞地开出了自己的军事基地。

他们无处可去，只好在露天地里支上行军的帐篷栖身。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同他的朋友科尔在阿尔赫兹国家别墅签订协议所导致的可耻结果。

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后者是为他担任外交部长的小伙计）的对外政策使苏联的外交威望一落千丈。

结果是几年之内苏联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而世界则失去了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顺利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

如今人类生活在单极世界，占有统治地位的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它除了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之外，还拥有为了一己之利企图按自己模式改造世界所有国家的疯狂愿望。

所以，如果把总书记兼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称之为错误，那实在是太荒谬了。

不过他首先满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总是以牺牲苏联的利益为代价。

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而且还使得西方对苏联人民的影响日益加剧，使得苏联国内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力量日趋活跃，最终导致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消失。

意识形态：总书记“梦想着要把共产主

“设计师”

、“施工队”

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识形态专家们和组织者们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数或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支持改革，我国根本性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才有可能得以实施。

然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党真正直接依靠工农，并与他们共同组成一支可以说是挟雷霆万钧之力的时代，早已成为遥远而光荣的英雄主义过去。

联系逐渐变成形式上的和单方面的东西：总是从上到下、从党到群众，很少有自下而上、从群众到党的事情发生。

此外，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开始给予社会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强大的影响。

首先是电视、广播，还有日报、周刊、各种大小杂志。

那么，在这些机构工作，决定它们立场的又是些什么人呢？当然是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

人民精神生活的“气候”

，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意识以及公民的政治行为在巨大的乃至后来是起决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这些人来决定。

要想取得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支持，就必须保证在国内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

国家的领导层，包括本书笔者，都赞成社会生活的这种变化：应该向国内的公开性转变，向外部世界开放。

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时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

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

既然我们大家都载着自己的欢乐和苦难乘着这艘船航行，总不能让它遭到危险，即便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让它连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总是不行的。

公开性宣布了，书刊检查制度放松了，后来还完全取消了。

“意见多元化”

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识形态出版物的大量出现。

“大杂志”

的印数直线上升。

例如，《新世界》的销量竟达到150万份。

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完全放开的今天这个“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