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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数很少，而且分散，组织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国内少部分知识分子的支持。

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点在于苏联存在着反对派这一事实。

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辈可能还记得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审判。

有关这些审判的消息曾为部分人所知晓。

主要是通过境外的这个那个之声的无线电广播，其内容是真话假话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过了一项政治议案，取消了对反对派的刑事诉讼。

过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开始走出劳改营和监狱。

但他们的运动实际上并没有卷土重来。

很多人已经厌倦了“为人权而斗争”

，还有一些人则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气，便跑到国外过起了太平日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实际上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历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对他们停止迫害而画上了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开始迅速出现各种社会团体，他们的成员被称为杂牌军。

这些团体其实没有什么原则。

他们当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张爱国，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主张君主主义，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还有保守自由派，等等。

许多团体的形成不是根据意识形态原则，而是根据活动方向：有的从事环境保护，有的从事古迹保护等等。

杂牌军同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同当局和平共处，不反对加入国家机构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如工会、共青团等。

但不久许多杂牌军的活动开始具有越来越浓的政治性质。

参加杂牌军组织的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

，他们先取得经验，然后就学会了把成千上万的群众带上街头。

第1章乱自何来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内部的辩论磨炼了反对派活动家的技巧，培养了未来的政治家、记者、社会活动家。

上世纪90年代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社会团体、新成立的政治机构、大众传媒的领导人。

时至今日，我们也依然能在电视屏幕上和各种政治场合看到这些人的身影。

现如今，他们还在“教导”

人民在民主变革的条件下应该如何生活。

这样一来，由于苏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实现改革，在一个历史造成的极短时期内，酿成了反对派政治运动，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促使苏联瓦解，促使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消灭。

对外政策：西方找到了“可以与之打交

戈尔巴乔夫与他的前任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后二者只是在他们在位的后期，才热心投入外交活动，而他却从一开始便乐此不疲。

戈尔巴乔夫同西方的合作开始于1984年的秋天，当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会见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正如所知，这次会见是由苏联驻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组织的。

未来的总书记在此之前不久认识了雅科夫列夫，由于志同道合，俩人一拍即合。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会见的地点不是通常的伦敦政府官邸（唐宁街10号），而是郊区的切克斯别墅，那是个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领导人，首相希望与之推心置腹进行特殊重要谈话的地方。

实际上这是一次对未来总书记的摸底会见：西方领导人对契尔年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

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

这就是这位铁娘子对其他各国同事发出的信号。

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

1986年10月，在两个月的沉寂之后，里根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的提议：在雷克雅未克同他会见。

他们在当地举行了好多个小时的一对一秘密谈判。

美国总统需要知道，戈尔巴乔夫是否已经作好牺牲苏联利益、对美国效忠的准备。

后来，到了1993年，戈尔巴乔夫在法国撤掉了嘴巴上的岗哨，承认在雷克雅未克会见时“实际上已把苏联交付美国听凭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