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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并全部照搬国民党的口号，而且还使用孙中山设计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的旗这样一来，重庆和南京两个首府上空飘的是相同的旗子。

汪精卫的“政府”

甚至还征集了一支军队，他们给被抓来的“士兵”

两个选择：要么参加这个军队，要么枪毙。

毫不奇怪，这支军队有许多人开小差。

1941年9月，在河南北部，30000名汪精卫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日本军官，转到了蒋介石这边。

日本一直等到11月30日才承认它的傀儡政权，“满洲国”

也跟着承认。

1941年7月1日，德国和意大利以及轴心国的卫星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相继表示承认汪伪政权。

西班牙也采取了相同的做法。

在重庆，蒋介石对这一消息的反应是，把汪精卫的一个同谋石友三送上了军事法庭，并将他处决；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155名被认为是暗中支持汪精卫的人。

传统的看法显然认为汪精卫是个典型的叛徒和傀儡，是一个卖国贼。

但是，所有这些情况实际上要比战时人们所看到的复杂得多。

汪精卫曾是孙中山最亲近的一个学生。

在权力斗争中，他败在了蒋介石手下，受到了排挤。

但是，他与蒋介石的个人恩怨并不能作为他在抗日战争中所做所为的唯一解释。

据陈公博讲，他是在1932年就对抗日产生了疑虑。

在此之前，他是支持抵抗的，但是长城古北口之战使他十分失望。

从幸存的中国将领那里，他得知士兵们根本无法抵挡日本人，因为他们的武器与敌人的相比大落后了。

这件事使汪精卫认为，讲和比抵抗强。

1946年，《大公报》的创建者之一胡霖告诉埃里克·周，汪精卫在1932年的欧洲之行以后变成了一个坚定的反共派。

从此以后，在私下的谈话中，他常常自责曾领导过国民党的左翼。

他认为，欧洲对共产主义的担心超过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担心。

他把“真正的中日合作”

看成是亚洲的一个稳定因素。

但是，由于害怕分裂国民党，他的这些思想一直到1935年才公开。

当时，他在南京成立了一个“低调俱乐部”

，向政界、商界及文化界的人士传播他那些与日本讲和的主张。

随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入侵。

必须承认，与法国沦陷后的贝当和拉瓦尔相比，汪精卫的所作所为没有那么多可为其辩解的理由，因为中国还没有被打败。

尽管如此，汪精卫似乎已完全相信，在日本强大的武力面前，中国不可能获胜，而且，与全面失败后强加的和平相比，在1939年或1940年进行和谈会产生更宽松的条款。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今后将拒绝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国民政府打交道，对于汪精卫及想法和他一致的人来说，这个声明使和谈的可能性完全破灭了“。

如果日本人推翻不了蒋介石，又不与他打交道，那么前景将是无止境的战争。

唯一的办法看来只有以另一个政府领导人取代蒋介石，此人要有一定的履历和声望，必须是讨日本人欢心的。

只有汪精卫自己符合这些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