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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4部分（第3页）

里与我的老导师陆军参谋长约翰·威克姆听取关于电子制导的新式炮兵武器——“铜斑蛇”

炮弹的汇报时，威克姆声称，“有这样精确的炮弹，我们就不需要在战场上用肮脏的战术核火力了。”

战术核武器就像老式的炮兵实施弹幕射击那样，铺天盖地而来，以便摧毁弹幕下的一切东西。

而这种新式灵巧武器很像是精确的步枪火力。

在我任主席后不久，我们面临着处置某种核炮弹问题。

这种炮弹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安全。

因此，陆军部队对这些炮弹进行类似切除输精管的手术，注入气体使之失去功能。

后来，核炮弹制造者解决了安全问题，他们要求做恢复功能的手术。

我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那时候我们正在拆卸大量中程核导弹，难道我们还要花钱重新装配使用价值有问题的小的战术核炮弹吗？我的主张遇到重重阻力。

陆军不想放弃其战场核火力。

死硬的五角大楼的文职政策制订人包括迪克·切尼在内也都反对我。

然而，我却越来越深信，战术核武器在战场上没有用处。

2月18日，我站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查尔斯·E·史密斯中心的讲台上，回首20年来的风云变幻，激情在我心间荡漾。

上一次我在这所大学的校园里是20年前的1971年春季，那时我结束了工商管理学硕士论文工作。

今天，我应乔治·华盛顿大学新校长斯蒂芬·特拉亨伯格的邀请重返母校，接受荣誉学位并在冬季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

我在讲话中一开头就指出，这是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第二个学位，但这个学位没有花政府很多钱。

我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自从我离开这个校园以后，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指出，当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时，纳尔逊·曼德拉还是南非监狱里的犯人。

几天前，他终于被释放了。

而且在今年年底前，曼德拉将在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演讲。

当我是研究生时，60万苏联军队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现在，一个戏剧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瓦茨拉夫·哈韦尔当了捷克的总统。

当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时，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一直不断地进行旨在直插到大西洋海岸的进攻性演习。

现在这个条约组织是一片混乱。

我提醒听众：“苏联的制度已风雨飘摇和停滞不前了，现在我们正等待它的分崩离析。”

典礼结束以后，在我即将上车的瞬间，我停了下来，想起当年从史密斯中心走向国会山途中，不顾催泪弹灼伤眼睛，举目观看数百名越战老兵把他们的奖章投向国会山的情景。

当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时，曾发生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逮捕，1。

3万多名反战抗议者被投入华盛顿监狱。

那时候，我想起公众对我职业的态度使我心情十分抑郁。

我们设法扭转了这种情况。

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要维护我们已恢复的尊严。

我认为，关键是要使今天的军队适应今天的现实。

感谢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