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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凯利大街流行过一些种族绰号，有时人们因此而争吵打架。

但当时的争执并不是“我优越，你低劣”

，而更像是一个球队受到侮辱时要出出气。

我最终也尝到过种族偏见的毒汁，但那是好久之后，是在远离“香蕉凯利”

的地方。

我青年时代形影不离的好友是吉恩·艾尔弗雷德·沃伦·诺曼，他家也来自西印度群岛。

他比我大一两岁，体育运动比我强，比我更加好动。

我的一个亲密白人朋友是托尼·格兰特。

我记得他们都急于走出去，远走高飞。

吉恩加入了海军陆战队，托尼则参加了海军。

托尼现在还记得“香蕉凯利”

的青年人分成两类，“吸毒的和不吸毒的”

。

我们3个人都属于后一类。

吉恩后来当上了纽约市地标局局长，托尼则担任了怀特普雷因斯公司的法律顾问。

1954年2月，在距我17岁生日还差2个月的时候，我从莫里斯中学毕业了。

这不是因为我学业优异，而是学校缩短了学制。

在母校那一年的年鉴上刊载了应届毕业生的姓名和照片。

我的照片展现的是一个面带轻松笑容的小伙子，姓名旁边没有什么字幕式记载。

同一页上的同学包括3个黑人、1个西班牙后裔、4个犹太人和另外2个白人，这也反映出了亨茨波因特是个民族杂居的地方。

当时，除了在西克塞尔商店搬运婴儿车的本领以外，我一无所长。

我是一个“好小伙子”

、“好工人”

，如此而已。

我在中学时田径运动不错，赢得了一封推荐信，可是在范科特兰公园苦练了一阵子越野赛跑以后，我感到厌烦就不练了。

我改跑440码短跑，因为我短跑跑得较快。

可是经过一个赛季，成绩一直提不上去，就主动退出了田径队。

我们的圣玛格丽特教堂有一支篮球队，我个子高，跑得快，又是资深教堂执事的儿子，所以教练愿意给我一个机会试试。

我大部分时间坐冷板凳，于是又退了队，球队教练也松了一口气。

在以后的几年里，多次有人要我打篮球或者当篮球教练，显然是出于一种种族上的先入为主的见解，以为我打篮球一定行。

到我岁数大一点，通晓世事，说话有人信之后，当别人邀请我去打球时，我就佯称我有慢性“腰痛”

，远远地避开了球场。

我干什么都无恒心，令父母犯愁，他们嘴上不说，但我心里明白。

不过，我有一件事干得不错，就是在教堂当教士助手和副助祭，我也喜欢教堂的这些活动。

教会有组织，有传统，有阶级，有礼仪，有宗旨，现在回想起来，教会跟军队并非全无相似之处。

也许，我的1928年版祈祷书注定要变成陆军野战条令22…5——陆军部队训练的圣经。

倘若当年我入教会当差，我母亲一定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