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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第2页）

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

【贝·德·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附注第212、213、328页）——“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界显贵与代理人>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

（《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4页）】

孟德维尔这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还没有了解：积累过程的机构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

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

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从属关系，他说：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

但是一些不劳动的人却支配着勤劳的产品。

这些所有主所以能够如此，仅仅归因于文明和秩序；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创造物【伊登应当问一下：“市民制度”

又是谁的创造物?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

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

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

推翻了。

】。

因为这种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占有劳动的果实。

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是靠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绝不比别人强；富人不同于穷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

对穷人适宜的，不是使他们处于卑贱的或奴隶般的地位，而是使他们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对拥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则应当对于为他们劳动的人拥有充分的影响和权威……

每一个懂得人类天性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从属关系是工人自身安乐所必需的”

。

顺便提一下，在亚当·斯密的学生中，只有弗·摩·伊登爵士在十八世纪有过某些重要的成就。

【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

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

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

是在十八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采。

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大为惊奇，于是着手把一些表面地拼凑起来的材料塞进原来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点新东西，不过这些东西不是马尔萨斯发现的，而只是被他据为已有的。

——顺便提一下，马尔萨斯虽然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牧师，但他曾立过修道士终身不婚的誓言。

这正是取得新教派的剑桥大学的特待校友资格的条件之一。

“本会会员不得结婚。

一旦娶妻，即不再为会员。”

（《剑桥大学委员会报告》第172页）这种情况使马尔萨斯区别于其他新教牧师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其他新教牧师抛弃了天主教关于教士终身不婚的圣诫，并且力言“滋生繁殖”

是他们特殊的圣经使命，以致到处为人口的增殖作出极不体面的贡献，而同时却又向工人宣讲“人口原理”

。

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上拙劣地仿造出来的原罪，亚当的苹果，“迫不及待的情欲”

，唐森牧师风趣地称之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钝的各种障碍”

——这个微妙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由新教神学或不如说新教教会的老爷们所垄断。

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特斯这位有创见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数人口论者都是新教牧师。

例如：布吕克纳，他1767年在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一书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而该书的思想是由魁奈同自己的学生老米拉波对这一题目的一次短暂争论所提供的，后来就是华莱士牧师、唐森牧师、马尔萨斯牧师及其学生托·查默斯大牧师，至于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师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