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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海外关系（第2页）

“爹爹已经撑船撑到了街面上，你倒还要走回头路吗？”

鹤香一句话就把鹤棠跑远的思绪又拽回来。

爹爹确实说过撑船并非长久之计，他也确实靠着水手长的薪水让姆妈攒下几根金条，赁下八大头一带的半栋石库门房子，当了一阵二房东。

爹爹眼光是凶的，宁波乡下不断有半大不小的后生到上海滩来学生意，撑船的，做铜匠的，当红帮裁缝的，厢房天井客堂同时租出去能住十来户人家，自开张以后就没愁过客源。

但好光景也就两三年，“看牢”

爹爹的神大概又回海上转悠去了，再没空管街面上的事。

被东洋人赶到法租界以后没几天，八大头那边就有人来报信，说一把火烧穿了那栋房子，再也回不去了。

“如今街面上的日子，哪里会比海上更安全？”

鹤棠像是在对妹妹说，更像是对自己说。

他心里拿定了主意，先悄悄地跟阿舅商量，等“太古轮船”

那边有苗头了，再慢慢跟爹爹交代。

二1983年

门敲响的时候，应该是下午四五点之间。

我能肯定这一点，是因为那年我在念小学两年级。

时间不会更早，否则我应该还在上课或者放学路上；也不会更晚，否则除了外婆和我，屋子里应该还有别的下班到家的大人。

后来，在我那枯燥的、永远在等待着发生什么的童年记忆里，我一直乐于把“我”

看成这个家族事件惟一的目击证人，一台躲在暗处的摄像机。

开麦拉，门敲响，外婆在开门。

隔着十几米远，摄像机先拍到一顶鸭舌帽，它比人先进来。

“你是谁？”

外婆劈头问过去。

鸭舌帽严严实实地罩着个矮小的老头。

他身上的那种格子夹克衫的款式，在八十年代初的上海，很少见。

“见鬼，你连阿哥也认不出了？”

老头的嗓子不像外婆那样响，但他的宁波口音——哪里拖长哪里转腔——却是我们听惯的那一路，像是改换了音质的外婆的回声。

“阿哥……哪个阿哥？”

外婆的声音骤然小下去。

“杨鹤香，”

这下轮到老头猛然拔高嗓门了，“你有几个亲阿哥？”

从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看，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陌生老头，用近乎责骂的口气直接喊外婆的名字，绝对是一件严重的事，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的视线往下移到老头攥着的手杖，以为他会挥起来打人；而事后，回想起来，我又觉得在那样的情境里，他们应该抱头痛哭，按照反映海外侨胞回乡探亲的纪录片的模式，一唱三叹地进行下去。

事实上，四年以后，在小学考初中的语文试卷上，面对“喜事”

的作文题，我确实就是按着这个套路洒了一通狗血，安排“外婆的眼泪”

，“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

。

那篇作文分数不算高，也许是因为假得连阅卷老师都不信。

然而，那一刻，其实什么也没发生。

我的位置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动作和语言。

空气凝结在两个矮小僵直的身影之间。

摄像机无聊得只能摇几个阳光透过门缝洒在行李箱上的空镜头。

箱子的花纹和质地，都不是家里大人出差拎的那种，没有“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