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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君乎明君乎 孟昶形象问题的史源学思考（第4页）

对于这个位高权重的贪腐高官，孟昶仍严惩不贷。史载，“（张）业入朝，蜀主命壮士就都堂击杀之，下诏暴其罪，籍没其家。”

又如申贵历任昌（治今重庆大足）、渝（治今重庆市渝中区）、文（治今甘肃文县西）、眉（治今四川眉山）四州刺史，他所在“残虐聚敛”

，孟昶将其“下狱”

，并“赐死”

。“人皆相贺”

。与孟昶的反腐倡廉举措有关，后蜀也不乏廉吏。如后蜀的元老重臣、官至守司徒、平章事、判三司的赵季良便受到蜀地民众的爱戴。史载，他“性宽厚，居常无喜愠之色。”

“所上遗表言不及私，蜀人韪之。”

又如保宁军节度使张公铎“为政严猛，僚吏畏惮民。时承前蜀之弊，狱讼繁多，案牍堆积。公铎量其所犯，随意裁决，无不称当，在任六年，民被其惠。”

总之，确如杨伟立先生在《前蜀后蜀史》中所说：“孟昶的政绩，主要在整顿吏治方面，所以后蜀吏治比前蜀修明。”

陶宗仪：《说郛》卷17《野人闲话·序》，商务印书馆本。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56《后蜀九·景焕传》，徐敏霞、周莹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说郛》卷17《野人闲话·颁令箴》。

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景焕述野人闲话》，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91年。

《说郛》卷17《野人闲话·颁令箴》。

《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宋史》卷203《艺文志二·故事类》著录“《高宗圣政》六十卷”

，与《直斋书录解题》所载卷次不同。

《中兴两朝圣政》卷11绍兴二年六月癸巳引“留正等曰”

。

汪应辰：《文定集》卷10《题跋·记〈戒石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洪迈：《容斋随笔》续笔卷1《戒石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88后汉高祖乾祐元年七月甲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蜀梼杌校笺》卷4《后蜀后主》。

路振：《九国志》卷7《后蜀·赵季良传》，宛委别藏本。

《九国志》卷7《后蜀·张公铎传》。

《前蜀后蜀史》第147页。三、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孟昶作为蜀地的“四十年偏霸之主”

，蜀地民众对孟昶的态度不失为判断孟昶形象问题的重要依据。北宋前期，蜀地的人心不倾向宋朝，而倾向于后蜀。前蜀降后唐、后蜀降北宋的降表均为宰相李昊所作。《蜀梼杌》载：“蜀人鄙其所为，夜书其门曰：‘世修降表李家’。”

有的记载还嫌如此记述还不足以表达蜀人对李昊的愤懑，采用了“蜀人愤之”

、“见者哂之”

等词句。无论此事是当时的实情，还是后人的追述，都足以反映当时蜀地民众的人心向背。蜀地民众拥戴孟昶的佐证，还可举出以下两条。

第一，孟昶归降宋朝，离成都赴开封时的送行队伍相当浩大。《蜀梼杌》卷4《后蜀后主》载：“（孟）昶之行，万民拥道，哭声动地，昶以袂掩面而哭。自二江至眉州，沿路百姓恸绝者数百人。”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亦载：“（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之。至犍为县别去，其地因号曰：‘蜀王滩’。”

“蜀王滩”

又作“哭王滩”

，一说其地不在犍为（今属四川），而在眉州（治今四川眉山）“州城东南”

。李贤等《明一统志》卷71《眉州·山川·哭王滩》称：“（孟）昶治蜀有恩，国人哭送至此，因名。”

据此，清人吴任臣在其《十国春秋》中对孟昶荒淫的传统说法深表怀疑：“藉非慈惠素著，亦何以深入人心如此哉？迹其生平行事，劝农恤刑，肇兴文教，孜孜求治，与民休息，要未必如王衍荒淫之甚也。”

晚清蜀中志士杨锐题诗一首，咏叹此事：“全家万里去朝天，白马千官更执鞭。痛哭国人怀旧德，蜀王滩下送归船。”

第二，北宋特别是其前期，反宋者往往假托孟氏之后以相号召。北宋平定后蜀当年即乾德三年（965）三月，反宋蜀兵“众至十余万，自号兴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