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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蒙牛十年　序言（1）

题记：“希望是个好东西，或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2008年的9月18日下午。

我坐在电脑前，编辑一篇题为《雷曼不死，华尔街之难不消》的文章。

三天前，这家有着158年历史，诞生于电气和机车时代的公司终于在金融海啸中倒掉了。

更早前几天，我还在跟这家投资银行的一位朋友聊天，她说，大家都在水中，水现在还在我们这里。

她指了指自己的下巴。

但雷曼大船在瞬间沉没了。

当我在为这家隔山跨海，千里万里之外的投资银行写挽词的时候，其实我所在的媒体也正面临没顶之灾。

当晚，雷曼兄弟的文章没有最后签发，报纸被宣布停刊。

这次猝死与雷曼一样，发生在一周之内。

这张中国最早的财经媒体在沉默中销声匿迹了。

这张市场化媒体的消亡，并不像外界所想象的简单的因言获罪，真正令这张报纸戛然而止的，亦是来自华尔街的金融风暴。

投资人的再融资受阻和国内广告市场的严峻形势，令到它的运营捉襟见肘。

早在2008年初，当人们对这场“次贷危机”

还茫然不知其厉害的时候，我们的投资人已经预言，“全球经济要进入严冬了。”

虽然这个组织体是如此的纤细，但亚马逊蝴蝶的翅膀，还是扇动了中国的一张小众报纸。

一年的时间，白驹过隙。

到了2009年的9月1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翻出了一个老故事：因为伟大的，无所不能的巴菲特不会使用手机的某项功能，从而错过了拯救雷曼兄弟的最佳时机。

故事说，一年之前的那个周末，金融世界陷入崩溃，巴菲特接到大量求助电话。

周六傍晚6点左右，巴菲特准备出门参加加拿大埃德蒙顿的一个社交活动时，接到了巴克莱资本公司主管鲍勃·戴蒙德的电话。

巴克莱银行正打算收购雷曼兄弟，但他们在英国政府那里遇到了困难，戴蒙德希望巴菲特能提供担保，以便推动交易顺利进行。

巴菲特认为，这个交易计划听起来过于复杂，他很难通过一个简短电话搞清楚，于是让戴蒙德把具体交易计划通过传真发给他。

但当巴菲特午夜时分回到酒店房间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什么也没收到。

接下来，全世界都知道雷曼兄弟崩溃了，全球金融体系数天之内也陷入了一场全面的危机。

时间过去了10个月。

有一天，巴菲特问女儿苏珊，自己手机屏幕上的一个小图标代表了什么？结果，可想而知，那正是巴菲特一直等待的来自戴蒙德的语音邮件。

《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你永远不想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地——一项事关存亡的交易完全取决于一位老人会不会使用手机。

另一方面，抛开所有技术问题，你可能也会说，巴菲特在金融危机期间这么使用手机真是“绝顶高明”

。

每次读到这样的故事，都会陡增人们对于世界不确定性的感慨和唏嘘。

我们试图判定历史的规律或者逻辑时，却发现，历史往往就是偶然的事件所演化而来的。

但是关于企业命运，真的是不确定因素造成的，还是冥冥之中注定要发生的？一个企业的组织机构何以在灾难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庞然大物如雷曼兄弟，小到我就职的那个媒体？

职业习惯让我在不断追问这样一个问题。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企业发生了如此众多的标志性的事件。

汶川大地震后，企业界成为惟一遭到轰击的群体，尽管他们的捐赠额占到了全部捐赠的一半以上。

企业家在占有最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中越来越多地拥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时候，这个群体本身在受到社会的艳羡的同时，却没有受到社会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