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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4页）

华夏先民在早期的农业耕作方式下，必然固守于一块不大不小的固定地盘，对外很少交往，血缘关系形成相互间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凝固的宗法制度，周王朝的政体结构——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宗法制家族组织之上的。

宗法结构的核心内涵如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宗君合一、集政权与神权为一体、金字塔结构及政治组织系统的严密完整尊卑有序、帝王以孝治天下的家国同构模式等，在两千多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发挥着它的强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生活观念中起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生活方式决定了它的政体只能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专制统治。

这是华夏大地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发展的自然结果，并非某一个人能于一朝一夕可以“扭转乾坤”

加以改变的。

就连风云激荡、巨涛狂卷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政治上也无法搅动传统的宗法观念，无法触动封建集权的政治根基。

王权与专制，似乎从来就没有被任何一个先民产生过半点怀疑，哪怕中国古代最为贤哲的圣人，也不得不既诚惶诚恐、又心悦诚服地跪拜在它的脚下。

在流传至今的所有先秦时期的文字典籍中，无论怎样搜寻，也找不到有关呼吁民主的片言只语。

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投向具有现代西方民主之源的古希腊做一短暂停留，许多一直缠绕着我们的困惑，也许能够豁然而解。

与前秦处于同一时期并可相互比肩相互媲美的古希腊文明，其发展之源——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华截然不同。

希腊是全欧洲山陵最多、地面分割最为破碎的国家，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降雨主要集中在秋冬分布不均，这些自然条件注定了不能以粮食作物构成希腊的经济之源，大都依靠海外采购。

然而，希腊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处于中心位置，海岸线曲折绵长，港口众多，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优势，他们是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创造的是一种有别于黄色文明的蓝色文明——殖民、综合而开放。

希腊人从未束缚于一块狭小的地盘，他们要向海外运进粮食，进行海外贸易，向海外殖民，大海，就是他们无拘无束活动着的广阔舞台。

为了生存与利益，人们间的联合，不时的重组，很快就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

个人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年轻，充满活力与激情。

相互间的联合必然导致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雏形——合同与契约的诞生。

而建立在互惠互利、互相自愿、平等自由等基础之上的法律，就是民主制度的实质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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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封建皇权的铁血之王（10）

雅典是由部落联盟之间的合并而过渡到国家的，即希腊史上著名的“统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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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联盟时期，就有了贵族会议、人民大会、最高军事统帅的三权制政治形式。

统一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居民成分及居住方式发生了变化，是社会内部因素改变的结果。

也就是说，雅典国家机构的建立，是和平的、立法的，而不是暴力征服的产物。

由部落联盟和平转变为国家的雅典，国家机构继承了部落联盟时期的三权制，其贵族会议演变为###院，人民大会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来，最高军事统帅的职能被三位最高执政官所取代，他们下面还有六位次级执政官，共称为九执政。

进入早期国家的雅典，一开始也不是纯粹的民主制，而是经历了贵族寡头专制、僭主独裁统治的风风雨雨才发展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但在雅典的政治体制中，不论何种时期，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三分，相互制约，基本排除了个人专权、擅权的现象发生。

雅典政体起源之初，就奠定了城邦民主的基石，其特点就是主权在民，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力，建立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轮番为政，绝无个人专断、专权与专制。

两相比较，我们不得不扼腕浩叹，中国古代难以诞生出现代民主观念，这是一块适合于专制的土壤与温床。

如果没有交流融会、借鉴仿效，中华本土不可能原创性地建立起完备的民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