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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在印度人到底是什么人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第2页）

有时，他同两三个这样的女人在小餐馆里他惯常的位子上坐下来吃饭。

他给女士们点浓咖啡和果馅卷，自己通常则点一份甜酒、一碟新鲜水果。

出租车开走的时候，老人按照自己一成不变的老习惯，对出租车挥舞着礼帽，以示告别。

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把每一次再见都看成是最后的诀别。

费玛去迎接他。

费玛似乎能听到父亲一边爬楼梯，一边独自哼哼着一首哈西德派的民歌小调。

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有时即便有人在跟他说话，他也会吟唱这种独特的曲调，咿咿呀呀个不停。

费玛有时暗自思忖，他在睡梦中是否也会哼哼这些小调：就像从某个看不见的温泉里喷出的音乐，充溢着父亲那干瘪的身体，或者从他那由于衰老而形成的许多小罅隙中渗漏出去。

费玛几乎还能嗅到在楼梯上飘拂的父亲身上那种特殊的气息。

他从襁褓时代就记得这种气息，甚至在满屋子的陌生人之间他也能分辨得出这种气息：那是一种空房间、老家具、热腾腾的炖鱼和煮胡萝卜、羽绒褥垫、黏稠的甜酒的香气。

父子俩漫不经心地拥抱了一下，就在这当儿，那种东欧式的香气在费玛的心头激起一阵反感，交织着因为反感而产生的羞愧，伴随着想找茬同父亲吵上一架、践踏他某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揭穿他观点中所有令人恼火的矛盾、让他稍稍发发脾气的由来已久的冲动。

“Nu[1]，”

老人开口了，爬楼需要费力气，让他呼哧呼哧直喘粗气，“我尊敬的教授先生今天有什么向我报告的吗?救世主降临锡安了吗?阿拉伯人已经回心转意，决定爱我们了吗?”

“你好，巴鲁赫。”

费玛极力控制着自己。

“好。

你好，我亲爱的。”

“有什么新鲜事吗?你的后背还在折腾你吗?”

“我的后背?”

老人说，“幸运的是，我的后背命中注定永远只能待在我的身后。

我在这里，它在那里；它永远无法赶到我的前面。

如果，但愿上帝别让这样的事发生，它真的赶到我的前面，噢，那我只要掉头不理它就行了。

但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气短。

就和我的脾气一样。

这里，两者的角色颠倒了：现在，不是它在追赶我，而是我在追赶它。

那么，在这些个令人惊叹的日子里，埃弗雷姆先生在忙些什么呢?还在致力于纠正世人的行为，以便让他们将来进入上帝的国吗?”

“没什么新鲜事，”

费玛一边说，一边接过父亲的手杖和礼帽。

然后又说道：

“除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之外。”

老人耸耸肩膀。

“五十年来我一直能听到这样的讣告——这个国家就要这样了，这个国家就要那样了——然而，当年发表讣告的那些人现在都已经深埋在地下六英尺的土里，这个国家还在一天天发展。

你的抗议一点儿用处也没有：这个国家遭受的抗议越多就越繁荣。

不要打断我的话，埃弗雷姆。

我给你讲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故事。

从前，就在列宁发动十月革命之前，在哈尔科夫，有一个愚蠢的无政府主义者趁着深更半夜，在一座教堂的墙上涂了一条标语：上帝死了。

弗雷德里希·尼采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