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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那衣服一穿到上海人身上，配上他自己的围巾和微笑，好像从来就是他穿的。

那时候，苏联正在打个不停，苏联的女孩子在为一双*子而献身。

华亭路上来了苏联人，背着一个小小的包，里面有他们的望远镜、手表和照相机。

他们想用它们换中国人的衣服和袜子回家。

那是个小伙子，高高的。

那一次，我才真正看到了在书里看了那么多次的亚麻色的头发，和那头发下的蓝色的眼睛。

白俄来了又走了，留下了普希金的雕像。

赤俄来了又走了，留下了布拉吉的梦想。

现在亚麻色头发的小伙子来了。

华亭路上的人笑嘻嘻地看着那高大的小伙子，有一个中国小伙子跟在他身后，大声对每一个摊主说：

“苏联人没有钱的啊，他拿了东西来换，就是没有钱买的意思，别看他们是外国人，外国人也分三六九等的呢，你们好好地杀他的价，从前，人家都叫他们罗宋瘪三的呢。”

外滩的三轮车（1）

晚上到外滩去，能看到沿着江面的从前黯淡的大楼群，如今被新装上的照明灯照得雪亮。

一百多年以前的欧洲大楼，巴洛克式的，青春艺术式的，芝加哥式的，罗马式的，几经沧桑而不毁，在上海发红的夜空下默默伫立，带着一种好像是哀伤的气息，即使是被照明灯照得像一根根透明的棒冰一样的夜晚，也不能挥去这样的气息。

它们总是要让人想象。

外滩从来是上海人的骄傲。

甚至在最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产的黑色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着白色的外滩风景：沿江的尖顶大楼，梧桐树。

从外地来的人，要是不到外滩来看一看，好像没有到上海一样，就像到了北京而没有去长城。

晚上的外滩，刮着潮湿的风，在那里走了不久，露在外面的皮肤就潮了。

一盏一盏地经过立柱的铸铁路灯，那路灯是最近修外滩的时候，仿着从前租界时的欧洲街灯的样子新造起来的。

仿造的，不知道在哪里，就让人看出来它的不结实、不老和不精致。

虽然它也亮着，它也站着，它也是黑黑的，可是看上去还是像话剧里的道具，罗密欧和朱丽叶小小心心地站在三夹板钉起来的阳台上歌唱爱情，他们一动不动，生怕不小心踩裂了外面画着石头的阳台。

听说从前外滩的老铸铁路灯，在五十年代，为了大炼钢铁，把它们都推倒了去炼钢铁，当时人们以为这种租界留下的旧东西，有去炼钢的机会，都是它们的幸运。

而现在它们的膺品在有雾的夜晚大放光明，一些年轻人靠着它们照相，那是新从法国时装杂志里学来的情调。

到圆明园路街口，暗暗的老式路灯下面，看到了一个老人骑着一辆红色车身的三轮车。

路灯浑黄，把两座高高的旧大楼下没有一棵树的窄街照得像一个深壑，老人和他的老三轮车，停在和平饭店和银行大楼的裂口中，好像是从历史书的缝隙里不小心落下来的陈年灰尘，红色的木头车，黄色的油布篷，车夫挥汗如雨，那是三毛漫画里的旧上海，车夫的后背上坐着一个飞扬跋扈的美国水手和一个鞋头尖尖的女郎，那是劳动人民在没有翻身得解放时候的痛苦生活。

我想起来一个纪录片里说过，全上海现在只剩下最后七辆从旧上海过来的三轮车了。

老人用一条看上去白花花的毛巾用力打了打座位，望着我们响亮地说：

“坐在三轮车上白相夜外滩，味道才好。”

座位用白布蒙着，按上去硬硬的，好像里面还是油布的座。

从前的人一定都瘦，所以两个人坐上去，紧紧地挨着。

老人伸出两个手指，要二十元钱，从灯塔到外白渡桥，回来走圆明园路，看老房子，最后到云南路吃小绍兴鸡粥。

“二十元，比出租车还要贵呢。”

我们反驳说。

“出租车算什么东西，你坐在里面什么也看不到。

我这个车子，你要快，用脚踩一踩踏板，我就会快，你要慢慢地看，吃吃瓜子，看看风景，我就慢慢地踏。

从前的小姐，都是这样子的，把脚跷个二郎腿，坐相好看得不得了，美国玻璃*的一根筋，一点也不歪的在后面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