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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2页）

“真的……我与您完全一致，不错，他们心眼好，人也好，像上帝一样，您可以相信这一切，现在许多人都看到了，但是不能性急，还没到时间。”

“您这么想？”

“我这么想……要知道我们的农夫懒得不像话……当然啦，他们都是好小伙子，但是酗酒，懒惰。

一下子解放了，他们就不想干活，不想种田，非得饿死不可。”

“可是您担心什么呢？您是上校，谁也不会要您给俄国人民供应粮食……”

在一切可能的和不可能的反驳中，我讲的这句话是上校最没料到的。

“这当然，从一方面看……”

“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您也不必担心；难道他们因为给自己播种，不给地主老爷播种，便真的会饿死不成？”

“请原谅，我认为我有责任说明……不过我觉得我占用您宝贵的时间太多了……我得告辞了。”

“我非常感谢您的访问。”

“对不起，别送了。

啊，我的马车呢？府上实在太远了。”

“是的，不太近。”

我希望让这个美好的场面作我们光辉灿烂、繁荣兴旺的时期的起点。

类似这样的场面曾一再出现；不论我住得离伦敦西区多么远——在普特尼、富勒姆等地……也不论我每天上午怎么闭门谢客，都没有用。

我们成了时髦人物。

那时什么样的人我们没有见过！

……现在许多人却愿意不惜代价，要从记忆中——即使不从自己的记忆中，至少从别人的记忆中，抹去访问的痕迹……可是在当时，我再说一遍，我们是时髦人物，在一本旅游指南中，我居然被列入了普特尼最著名的人物中间。

这是从1857年至1863年，但以前不是这样。

随着1848年后反动势力在欧洲的成长和强大，尼古拉的暴虐已不是与日俱增，而是与时俱增了，俄国人开始躲避我，怕与我接近……何况到了1851年，大家知道，我已正式拒绝返回俄国。

那时旅游者极少。

有时偶然来一个老朋友，讲起一些可怕的、他不能理解的事，谈到回国便提心吊胆，临走时还得东张西望，看看附近有没有自己的同胞。

在尼斯的时候，阿·伊·萨布罗夫3坐了马车，带了一个听差来看我，这在我眼里也成了了不起的英勇行为。

1852年我秘密路过法国时，在巴黎会见了几个俄国人，这是最后一批。

在伦敦，我的家没有人上门。

过了几周，几个月……

听不到俄国的语言，看不到俄国人的脸。

4

没有人写信给我。

米·谢·谢普金是我在伦敦见到的第一个

从家里来的、多少还算熟悉的朋友。

我已在另一个地方写过与他的会见。

5他的到达对我说来仿佛是追荐亡人的星期六，我设宴招待他，一起悼念莫斯科的一切，两人的心情像在参加葬礼。

但真正衔着橄榄枝飞回方舟的鸽子6不是他，而是B医生7。

他是在尼古拉死后第一个来找我们的俄国人，那时我住在里士满的乔姆利洛奇，他总是惊讶不止，为什么它这么念，却要写成CholmondeleyLodge。

8谢普金带来的消息是悲观的，他自己的心情也闷闷不乐。

B却从早到晚笑个不住，露出了那副雪白的牙齿。

他的消息充满了希望，正如英国人说的，充满了“乐观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