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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第3页）

头年就是先旱後涝，当年又多个虫灾，仅此一项，沈阳附近各县，半个月左右就减产三成以上。

天灾战祸，双刀齐下。

卫立煌的既定方针是个“守”

字。

古人说“守有十全”

，“粮草足”

为“十全”

之首。

而沈阳的马路和兵工厂是不长庄稼的，只有出去抢。

《辽沈战役亲历记》，这样描述卫立煌的”

抢夺小麦之战”

：

卫立煌命令东北政务委员会及辽宁省政府宣布重价购粮，但毫无结果，於是又召集军长以上开会研究如何抢购粮食问题。

当即决定各部队自行向当地征购，并规定十分之二的提奖办法，以鼓励各部队积极征购。

谁知粮食欠收，民食尚感困难，征购不易，开始各部队向民间强迫征购，後来发展到抢夺，不顾人民死活，造成鸡犬不宁，人民大批向外逃难，十室九空，厥状甚惨。

⒀。

廖耀湘兵团西进途中，粮食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兵团行动期间，应就地征收粮秣，即掠夺粮食，以空出来的吨位，增运弹药。”

⒁。

“新一军在彰武台门附近大肆枪掠各个粮栈的粮食，并争先恐後的用汽车、大车运住新民和沈阳，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以肥私囊。”

⒂。

杀民养军

共产党闯到关东初期，“对人民强迫使用五百元、一百元之大边币，造成物价飞涨，商店关门，粮食除一部分吃日本存粮外，其馀到一处吃一处……”

1948年5月10日，东北军区後勤党委会出版的《目前後勤运输状况任务组织和运输的统一与使用》”

中，有这样几段着：

“部队高度集中，物资供应就是问题了，粮食吃光了，部队先是吃地主富农的，後来就吃中农的，最後无法只有吃贫雇农的了。

吃猪也是如此，先吃大猪，大猪吃完吃中猪，最後吃小猪，、马是先吃马草，壳草，壳草吃完吃高粱杆子，最後只有啃木头。”

“人民负担占全部收入百分之廿五至卅，农民收的粮食百分之廿五至卅交给了公家，另外还要购粮，占农民收入百分之十至五。”

“抗战时期在苏北最多的负担才百分之十五，一般的地主富农百分之十五，中农才百分之十，贫雇农才百分之二至五。”

同年3月20日，中央转发“林罗谭”

关于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情况的报告”

中说：

因城市在我围困时群众受敌统治无家无食，一旦被我攻占後，即需救济，否则不能过活，鞍山被我攻占之第二日即发生两家贪民实行全家自杀惨剧，故攻占城市在目前对我负担很大。

同年8月21日，热河“分局军区”

在给“林罗刘谭并中央”

的一封电报”

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