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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1页）

行啊。”

詹天佑说：“噢，原来吴大人是说创办铁路官学堂的事呀，这真是高见，在下自投身铁路建设以来，就深感技术人才之难以为继，但深知自己位卑言轻，无法往深处去想。”

吴调卿说：“说说看，你对创办铁路官学堂有何高见？”

詹天佑说：“学堂之办，首重学规，古语云：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

我有两点体会：一是当初在出洋肄业局和驻洋肄业局读书时，中文监督和教习给我们制定了很严的学堂章程，当然很多内容都是曾文正公与李鸿章大人给皇上奏定章程的具体化，我们当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回国后之所以能适应本国生活环境，都有赖于那段时期监督与教习们的管束；二是我在福州和广州当教习时，那些年轻学生有些也很调皮，但当他们明白朝廷和国家需要他们努力学习时，都能激发他们求学的自觉性和勤奋精神。

为此，我建议先制订详尽的办学章程与学规。”

吴调卿说：“你认为第二、第三还要做什么呢？”

詹天佑说：“第二是要严格筛选教习，教习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员产生难于预想的影响，所以，不管是西学教习还是中学教习，都要重视人品与才学二者得兼；第三是慎选学员，对学员入学时的基本情况要摸清，家世与品行都要考察，对那些出身贫寒而且肯发奋图强者尤要鼓励。”

吴调卿说：“还有第四、第五呢？”

詹天佑说：“没有了。

如果一定要说的话，有一条我想补充，就是一定要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特别是技术学校，在学堂只听教习讲课，而不深入实践，就是空谈，那和坐而论道没有什么两样。”

吴调卿说：“眷诚啊，办学堂你是有经验的，我想能否请你当总教习啊？”

詹天佑看了看吴调卿说：“其实不要说总教习，就是一般教习也是我所愿意的，教书育人是播仁积德的大好事。

但是如果我放去现在铁路一线的工程师工作，有人会特别高兴，那就是那些西洋工程师。

我在铁路工作近十年，一直在铁路一线做事，那些西洋工程师至少不会在专业上过于霸道，因为科学技术的东西还是要讲客观实际的。

每一条铁路的兴建动辙就是数百万国库银两，如果我回到学校当教习，个人生活当然要安定很多，可是那样，就很难过问铁路修筑事宜了。”

吴调卿说：“是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层。

金达等人知道身边有一个懂行的大清国工程师，一是可以时刻记住，大清国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才，做事会慎重一些，二是也让他明白，大清国的工程师不会比西洋人差，多少减少他一些傲慢。

你的这种作用比当教习要大呀。”

1896年，山海关铁路官学堂终于创办起来了，这是清政府创办的第一所近代铁路专科学堂，津榆铁路总局总办吴调卿兼任铁路学堂第一任总办（校长），专门培养铁路技术人才。

在拟定学校章程时，吴调卿参考了不少詹天佑的意见。

考虑到詹天佑在修筑铁路一线的特殊作用，吴调卿在金达的推荐下改聘了英国人顾礼斐士为总教习。

詹天佑还继续回到锦州，负责他承担的铁路修筑工作。

铁路时代（2）

1897年夏天，詹天佑的次女顺香出生了，这样一来，詹天佑现在有四个孩子了。

中日甲午之战后，大清帝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巨额的战争赔款与大兴铁路对外的借债使得西方各国对大清国的干预，沁透到各个领域，作为铁路工程师的詹天佑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当胡燏棻聘请英国工程师金达为关内外铁路总工程师时，遭到的俄国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俄国曾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出于其本国的利益考虑，与法、德共同干涉日本，让清政府以三千万白银赎回《马关条约》中被日本侵占的辽东半岛，然后以此为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把长城以北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

《密约》暴光后，西方各国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在各国的势力范围内，列强都严厉地控制着各自势力范围内铁路修筑的各项权益，表现在贷款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聘用上，争夺尤为激烈。

俄国人认为金达是英国人，不能作为关内外铁路的总工程师，因为关内外铁路的展修主要在关外，关内部分早已修完，关外铁路要修建的话，应聘俄国人为总工程师。

按理说，中国人修铁路，向哪国借款，用何国工程师应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可是胡燏棻对金达的聘请却引起了英俄两国的争吵，演变为“金达事件”

，虽然英俄双方后来达成妥协，金达继续担任关内外铁路的总工程师，但詹天佑亲历了这事件的全过程，深感国家的危机之深，各国列强对中国铁路的蛮横与霸道，詹天佑深深感到，中国的铁路时代实在是在很艰难的国际环境里向前迈进的。

詹天佑负责的是关内外铁路展修工程的首段，从绥中县的中后所到锦县的沟帮子，全长公里。

作为驻段工程师，詹天佑的地位比以前高了许多，责任也更大了，他把整个家安顿到锦州。

锦州地处辽宁省西南部，北依松岭山脉，南临渤海辽东湾，扼“辽西走廊”

东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