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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启示（第2页）

这毫不奇怪。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文革”

中，全国一概的图书馆，是被一遍一遍篦头发一样篦过的。

他们的书不可能被我这一代人的眼所发现。

然而，巴金老的书当年却是赫然在架的。

如今想来，我觉得巴金老比起他们，那还是特别幸运的。

作为作家，他虽然在“文革”

时期被“冰冻”

了起来，但是他的作品，毕竟还能在一所著名的大学的中文系的阅览室里存在着。

尽管粉碎“四人帮”

了，但文学老人们在会上的言语既短少又谨慎。

在会间休息，相互之间的交谈那也是心照不宣，以三言两语流露彼此关心的情谊而已。

每个人的头上，依然还戴着“文革”

中乃至自从新中国成立以后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

那是一些依然戴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罪名却又蒙幸参加纪念活动的“代表”

。

由于我几乎读过巴金老的那时为止的全部作品，对他自然是崇敬的。

上楼下楼时，每搀扶着他。

用餐时，也乐于给前辈们添饭、盛汤。

但是我没和他交谈过。

心中是想问他许多关于文学的问题的，但又一想肯定都是他当时难以坦率回答一个陌生的文学青年的问题，于是不忍强前辈所难……

第二次见到巴金老，是在上海，在他的家里。

已忘记了我到上海参加什么活动。

八九人同行，又是我最年轻。

内中还有当时作协的领导，所以我一言未发，只不过从旁默默注视他。

也可以说是欣赏一位文学老人。

那一年似乎是1985年。

他已在一年前的四届作代会上被选为中国作协主席。

那一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慈祥。

后来巴金老出版的几本思想随笔，我也是很认真地读过的。

对于我个人，他那一种虔诚的忏悔意识和要求自己以后说真话的原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