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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部分（第3页）

对这

个拥有崇高声誉与地位的老头，无论是新总理艾哈德，还是基督教联盟党都

是无可奈何。

不过，形势发展证明阿登纳有关艾哈德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

的预言完全正确。

艾哈德的胜利多因于他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他的权威也仅

因于选民的拥戴，一旦真正执掌大权，他外交上犹豫不决、政治上优柔寡断

的个性很快暴露出来。

艾哈德在争取本党支持、协调各种矛盾、驾驭各种困

难形势等方面的能力远不如阿登纳，他不仅没能摆脱阿登纳时期内政外交的

困境，反而使各种矛盾大大激化。

他面向大西洋的修复政策同样未能适应形

势的发展变化，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威信越降越低，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

主党的声望却不断在上升。

1964　年11　月，长期重病的前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勃伦塔诺去世了。

这对阿登纳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让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凄伤，他失去了一

位志同道合的战友。

从二次大战结束、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以来，阿登纳和

勃伦塔诺就密切合作，阿登纳曾对勃伦塔诺寄予过莫大希望，称勃伦塔诺为

“我的政策得以继续贯彻的必要保证”

。

现在勃伦塔诺却先他而去，阿登纳

不能不感到莫大悲痛。

他去参加了勃伦塔诺的葬礼，其后一直情绪低落，直

到1965　年初，他去了法国，见到了戴高乐，并接受了法兰西学院隆重授予他

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院士的荣誉，他的心情才开朗得许多。

这次去法国，报界

评论说他在法国“红得发紫”

。

在这种恭维客套之辞中，他感受到法国人的

极大诚意，并为此十分愉快。

1965　年1　月5　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九岁的生日。

在几天前圣诞节的

讲话中，阿登纳就已经表露出他对世界形势的极大忧虑，况且人到这个年龄

对本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值得庆贺的，就好像是做展览，他希望不搞大型庆祝。

生日这一天，他只接受了基民盟在小范围内对他的祝贺。

在他心里有更

多的事还等着他去操心。

1965　年对他来说充满了问号：联邦议院还面临着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