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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2页）

在中学和小学中，教义问答课只是一种形式，是应付考试的，因为考试总是从“神学”

开始。

到一定的时候，凯切尔进了医科大学。

这也是纯粹外国式的学府，没有太多的东正教精神。

在那儿教课的有“正直的基督徒”

洛德尔，他是歌德的朋友，洪堡的老师，一位坚定的自由思想家，当时的杰出人才之一，正是这些人使德国上升到了它不敢想望的高度。

对于他们，科学还是一种宗教、宣传和战斗，他们本人也刚摆脱神学的羁绊获得自由，对斗争记忆犹新，但他们相信这胜利，并以此自豪。

洛德尔始终反对按照菲拉列特的教义问答讲授解剖学。

他旁边还有瓦尔德海姆·费谢尔和外科医师希尔德勃兰特，这些人我已在另一个地方3讲过了。

此外还有各种德籍助理、实验员、解剖员和药剂师。

“听不到一句俄国话，看不到一张俄国脸”

4。

俄国的一切都退到了次要地位。

我们想得起的唯一例外，只有佳季科夫斯基5。

凯切尔尊敬地怀念着他，看来他对学生们有着良好的影响。

然而直到最近，医科大学仍与其他大学不相往来，那里的学生包括德国人和教会中学毕业生两类，他们不问外事，只知道埋头读书。

但埋头读书对凯切尔是不够的。

这充分证明他不是德国人，他寻找的首先不是职业。

他的家庭对他没有特殊的吸引力，从年轻时起他就喜欢独自过活。

周围的其他人只能使他感到屈辱和厌恶。

于是他拿起席勒的作品一读再读。

凯切尔后来翻译过莎士比亚全集6，但不能清除席勒对他的影响。

席勒非常符合我们大学生的口味。

波查和麦克司，卡尔·穆尔和斐迪南7，大学生，当强盗的大学生——这一切是黎明前的抗议，最早的愤怒。

凯切尔热血沸腾，感情胜过理智，席勒诗中反映的一切，对话中包含的革命哲理，他是容易领悟和接受的。

他废寝忘餐，反复阅读，对他说来批判和怀疑是完全不存在的。

在席勒之后过了几年，他找到了另一种读物，他的精神生活终于确定了。

其余的一切消失得无影无踪，不再吸引他。

90年代8，这天翻地覆的席勒式大悲剧，以它诗的光芒和流血，以它森严的美德和光辉的理想，以它所表现的黎明和抗议的性质，吞没了他。

但在这里凯切尔也没形成明确的观念。

他把法国大革命当作圣经故事；他相信它，喜爱它的代表人物，对他们倾注了个人的好恶和爱憎，幕后的一切他还无暇过问。

1831年我与他在帕谢克家初次会面时，他是这样；1847年我与他在黑土站分别时，他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