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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部分（第2页）

7月4日，毛泽东打电报给驻重庆的董必武，让他立即将国民党要发动反共战争的消息“向外间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为章交涉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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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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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日，朱德致电胡宗南，指责他为何“调兵遣将，准备进攻”

边区？7月6日，朱德再电蒋介石、何应钦，指出：“当此抗战艰虞之际，力谋团结，犹恐不及，若遂发动内战，兵连祸结，则抗战团结之大业势将破坏，而使日寇坐收渔利。”

电文历数了自5月以来，边区周围友军，不断向八路军进逼，八路军一再退避的事实，指出边区的形势自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后，“河防大军，纷纷西调，粮弹运输，络绎于途，道路纷传，中央将乘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大举剿共。”

对此形势，“谨电奉陈，敬乞明示方针。”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9～70页。

＇　要求蒋介石立即制止进攻边区的反共阴谋。

7月6日，陕甘宁边区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包围陕甘宁边区的20个国民党将领，呼吁“当此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际，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宋明覆辙，不容重袭。”

＇《坑战时朝国共合作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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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的同时，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

各县自卫军枕戈待命，延安所属分区紧急备战，各部队调住前线，第358旅从晋北调往边区南线，第359旅也作了反顽进攻的部署。

为了进一步应付内战的爆发，7月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我已调晋西北四个团渡河南开准备作战，晋西北现仅留六个小团，颇为空虚，同时事变有可能发展至两党破裂，我党不能不事先有所筹划。

如至那种局面，拟实行前年春季所定计划，从五台、太行抽调十个大团（约两万人）西开应变。”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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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

7月10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

11日，蒋、胡均电告朱德说：“无意进攻，纯属误会。”

12日，胡宗南下令开始澈退两个军部及一个师。

这样，蒋介石集团不得不停止其反共的战争阴谋。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解放区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共磨擦的同时，对蒋介石公开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专制独裁理论，攻击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亲自组织领导开展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以进一步肃清蒋介石散布的独裁主义思想的影响。

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思敬、齐燕铭、陈唯实和吕振羽等。

在刘少奇的具体领导下，在1943年的七、八月间，中国共产党以延安的《解放日报》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

——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等等。

《解放日报》

还发表了许多社论，如《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根绝国内的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等。

这些文章和社论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观点和政策，全面批判了国民党的反动思想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通过批判《中国之命运》，在理论战线上打退了国民党的进攻，使蒋介石国民党在政治上进一步陷于被动和孤立。

在阴谋败露、形势被动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停止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

9月13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承认中共问题“为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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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反击下，蒋介石不得不派出王世杰、邵力子找董必武会谈，提出双方停止互相刺激，表示无意对边区用兵，主张政治谈判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对顽固派斗争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出发，于10月6日发出指示：6日起，《解放日报》及新华社一切揭露国民党稿件暂时停止，风平浪静以示缓和。

至此，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就彻底地被制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