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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部分（第3页）

四、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兴起

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和祸国政策，日益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

力争取生活权利，各地群众不断掀起抗捐、抗税斗争。

在西南、西北地区先后爆发过多次回、汉、苗、瑶等民族起义。

1944年7月，河南桐柏、遂平等县农民举行起义，反对第1战区军队敲诈勒索、抽丁抽税，举行了大暴动。

进入1945年后，这种斗争在各地更为普遍地展开。

工人为了生产和国家兴亡，不得不起来斗争。

如1944年11月，成都人力车工人集会罢工，抗议国民党特务行凶打死拉车工人。

1945年2月，重庆工人及市民20余万人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工人胡世合。

这次示威对大后方的群众斗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学生运动也蓬勃地开展起来。

爱国学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

1944年，成都、桂林、乐山等地大学生举办演讲会、座谈会，要求民主与自由，并以斗争的实际行动来争取。

1944年5月4日，李公朴、闻一多等著名教授创办的《自由论坛》，是反对专制独裁、鼓吹民主自由的喉舌。

它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

第二，是自由！

第三，仍是自由！”

闻一多号召青年“闹起来”

，“打破可怕的冷静”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合校的昆明西南联大是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堡垒。

该校和昆明中法大学、云南大学等校学生3000多人，举行“时事座谈会”

，邀请闻一多演讲，他痛斥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号召学生为民主和自由而斗争。

1945年五四纪念日，昆明学生1万多人集会、游行，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召开国事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在抗日战争后期，民族资产阶级也对四大家族的垄断、统制政策感到不满，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感到不满，特别反对官僚资本对经济的垄断。

这种斗争，从1944年开始比较明显起来了。

5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5个工业团体，共同草拟了《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送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随后，一些工业资本家应宪政月刊社的邀请，在重庆集会，发表政见。

他们共同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实行民主政治，给予自由，保护民族工商业，取消统制政策。

黄炎培、张澜等在重庆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19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等声明，他们提出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权；召集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制定宪法；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等等。

民主同盟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对争取民主自由和推动抗日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6月，各民主党派掀起宪政运动。

李济深首先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

，发表广播演说，要清除国民党的失败主义，实行民主抗战。

张澜等民主人士在成都组成了“民主宪政促进会”

，提出对国事10项主张，包括切实实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征兵、征税中之弊端，政府用人要选贤与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等等。

7月初，在重庆的沈钧儒、郭沫若、张申府等20人及在成都的黄炎培，致电响应桂林文化界的呼吁。

9月，各民主党派数百人在重庆集会，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尽快召开国民会议制订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

10月召开了由宋庆龄、张澜、郭沫若发起的追悼邹韬奋大会，会议痛斥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并号召向反动派开展斗争。

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响彻中国大地。

美国政府中的某些人物，从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独裁专制的立场出发，也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