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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部分（第1页）

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结果使国民经济遭到破坏。

通货膨胀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速上涨，人民生活大幅度下降。

以重庆为例，如1937年的工人的工资指数为100，1944年即只有41了。

大、中、小学教师和一般职员的工资指数，则从1937年前后的100下降到1943年的21。

而生活指数却在飞快上升。

1943年11月，昆明的生活指数比1937年7月增加了410倍。

国民政府的上述政策，虽然对增加收入、解决战时财政开支，起了某些临时性作用，但也是非常有限的。

1943年，政府的财政收人才占其支出的一半左右，有时甚至不足一半。

这就使大后方的经济陷入极其严重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为了战争的胜利，实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对国民经济实行某种统制，以应付非常时期经济的需要，本来是必要的和有利于人民的。

但由于官僚资产阶级从其私利出发，把它当成难得的发财机遇，大饱私囊，这就使战时经济政策的积极方面受到极大损害，并使它最终成为损害人民利益、阻碍生产发展和破坏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首先，它使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中国官僚买办资本家有了巨大的发展，财富更加集中。

抗战头4年，四大家族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的存款数额约增加6倍，平均每年约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

又据《中央银行月报》公布的数字，四行、二局在抗日时期外币与黄金的储蓄，1940年占：％，1942年占16％，1943年占26％，1944年占32％。

1945年6月占75％。

外币与黄金是被认为比较稳定的财富代表物，这些数字表明外币与黄金一年一年地迅速集中到四大家族手中。

其次，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沉重压迫下，民族工业困难重重，大批停产、关闭和面临破产的威胁。

据统计，抗战时期大后方5266家工厂，其中民族工业4764家，在数量上占90％以上，但其资本只占全部资本总数的61％；而仅占10％的“官办”

企业，竟占到全部资本的39％。

在官僚买办企业统治市场、资源、运输等条件下，经营分散、设备落后、实力单薄的民族工业难以生存。

1943年重庆871家工厂中，停工、减产者即达270余家。

桂林、昆明等地的私营工厂大都濒临绝境。

针对民营工业被官僚资本兼并侵吞的情况，有人感慨他说：“各迁川工厂可谓当年艰难辛苦而去，今日倾家荡产而归，尤以中小工业厂家受创最甚，实力抗战时代的一页伤心惨史。”

＇《成都工商导报》，1946年7月25日。

＇

再次，农业生产萎缩和农村经济遭到破产。

农业产量逐年下降。

粮食总产量1938年为172175万担，到1941年，只有153656万担，减少了18500万担1941年以后，大后方的农业生产状况虽然也时有起伏，但总的困境是日甚一日了。

再加上地主阶级名目繁多的高额地租和可怕的高利贷剥削，水旱灾荒，兵匪祸连，在这种沉重的负担下，落后、贫困的农村经济不能不日益破产。

大批农民因此失去土地和基本的生活手段，在绝对贫困的死亡线上挣扎。

濒于破产的农民无力抗御灾荒。

1944年，四川灾民3000万，鄂北200万，陕西300万。

河南饿死30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等待救济的1500万人。

同年因灾荒而请求减免田赋的有13个省区。

三、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摧残

抗战初期，由于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文化艺术战线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相应建立，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文化、教育和艺术工作者，踊跃地投身到抗战实际斗争中去，推动了抗日初期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但是，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随着对抗战转向消极，对进步的抗战文化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

特别是皖南事变后，更对文化界以政治手段来压制和摧残。

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