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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3页）

毛泽东在1936年9月18日致宋庆龄的信中，对她在1927年后仍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旗帜，真诚和共产党合作，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

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

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

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

毛泽东写信给关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何香凝，赞扬她的革命行动，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

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致信抗日将领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

，希望“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宋庆龄、何香凝等对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作用。

冯玉祥在敦促蒋介石抗日方面也做了有成效的工作。

1935年7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创办了《大众日报》，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

＇《救国时报》1936年7月25日。

＇　的口号，严厉谴责南京政府的卖国独裁政策。

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亲笔致信蒋光鼐、蔡廷锴，并派人送去中国共产党8月25日致国民党书和《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

毛泽东在信中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在1936年9月22日还写信致国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团结抗日，蔡深受毛泽东来信的感动，努力督促国民党中央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

毛泽东1936年9月8日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引用《三国演义》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的话，提出与邵联合。

邵力子以后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在内战中多次交战过的对手朱绍良、王均等人，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计旧怨，多方联络。

对爱国将领邓室珊的工作早有深厚基础。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邓宝珊即掩护和援助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任用共产党员葛雾云、杨嘉瑞等人为秘书长、副官。

1932年邓宝珊在兰州任甘肃行署主任期间，不少中共地下工作的党员来到兰州建立了特别支部。

1935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

后，邓宝珊积极拥护宣言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的主张，曾奔走晋、冀、鲁3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

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到西安进行工作。

邓当时恰不在西安，他得消息后，曾准备亲自来西安见汪锋，因汪锋已回瓦窑堡，终未见成，但已足见其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的热忱。

中国共产党还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对促进国共联合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与实施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华北地区步步紧逼，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1936年5月，日本向华北增派大量军队，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各军事要地及铁路沿线。

日本还派遣特务、浪人等，故意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以配合其在华北的军事侵略活动。

与此同时，日本已制定了周密的全面侵华战争的作战计划。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都忧心如焚，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救国。

甚至一些开明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地方军阀，都因遇到了存亡的问题而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对日的态度。

国民党政府中的亲英、美派，也由于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日本的政策开始出现部分的变化。

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发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好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