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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四”

新文化运动，呼唤着“打倒孔家店”

、解放个人。

特别是，在这样一种隐性金融交易安排下，“养子防老”

等于把子女当成了经济工具，家庭的建立、养子等等，都过多受利益驱使，使利益和感情无法分离。

其结果只能是淡化家庭的情感功能，侵蚀亲情间的情感氛围。

因此，虽然家庭、教会、金融市场都能提供人际间的跨时间利益交换，这几种交易安排之间也的确有极强的替代性，但是，它们的利弊差异极大。

比如，在儒家“孝道”

体系下，人更多是作为投资、保险、信贷交易的载体存在，人首先是经济工具，而人性价值、个*利和个人自由被牺牲太多。

一个人可以因为“不孝”

而处死，等于说人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金融交易的载体，就是他的金融工具作用，就是体现“养子防老”

，不承认超越金融交易载体的*。

相比之下，由非人格化的金融市场代替儒家“孝道”

体系之后，压在家庭、家族之上的经济交易功能会逐步从家庭、家族剥离，信贷、保险、投资功能都可由金融市场取代，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金融市场正在把中国家庭从利益交换中解放出来，让家庭的功能重点定义在情感交流、精神世界上，家应该是情感的天地，是精神上的安身立命，而不是利益交换场。

金融市场就是这样让中国文化走出儒家的刚性体系。

从这个意义上，“五。

四”

运动主张的“打倒孔家店”

、解放个人，还必须有家庭之外金融市场的发达，否则，“孔家店”

还无法被打倒。

五

开始从社会的角度理解金融、从金融的角度理解社会变迁之后，我的思想世界顿时热闹了许多，原来文化就是这样随着人类生存的需要而演变、调整的，或者说，文化价值的目的第一是最大化人活下去的概率，第二是最大化个人的自由。

也就是说，当生产能力低下、金融交易工具不发达的时候，人们会为了生存而愿意牺牲一些个人自由，比如，以前人们愿意接受部落公有制、儒家“三纲五常”

刚性社会秩序。

但是，一旦物质生产能力足够高、金融市场足够发达，继续牺牲个人自由、个*利就没必要，社会文化必然会做相应调整，这也是中国今天的经历。

这是什么意思呢？刘教授是广州一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历代契约的变迁史，其学问之深令在下佩服。

2005年，刘教授来耶鲁大学访问一年。

期间，他讲到自己的亲身故事。

2004年，在上海的内弟结婚，要花120万元买150平米的房子。

他的内弟小王和未婚妻都在金融公司工作，年收入加在一起18万，他们手头的积蓄有30万，所以，买房子还缺90万元。

那90万元怎么找到呢？

一种可能当然是小王从银行做按揭贷款，如果做30年到期、年息5％的按揭，小王今后的月供大约4832元，年供不到6万，他们当然能支付，但占小王夫妻未来年收入的三分之一。

不过，小王和未婚妻不愿意做按揭贷款，他们跟父母说，如果做按揭贷款，让他们不是一结婚成家就背上月供的包袱吗？小王的父母想想，觉得也是，不能让年轻夫妻背上这么重的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