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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但是你的头脑、你的性格，都遗传自他。”

渐渐地，她带给我更多与黑人有关的信息。

她会带着有关民权运动的书籍、黑人歌手玛哈莉娅·杰克森的歌曲或者金博士的演讲稿回家。

当她告诉我那些南部学校的孩子们只能读从富有的白人学校里传出来的书，却仍然能成为医生、律师和科学家时，我为自己早上不愿起床学习而感到羞愧。

如果我告诉她，我们印尼童子军队伍在总统面前表演踢正步，她会提到另一种不同的游行，那些孩子们与我年纪不相上下，他们为了自由而游行。

每一个黑人男子都是索古德·马歇尔或者西德尼·波蒂埃；每一个黑人女子都是法尼·罗·哈默或者莱娜·霍恩。

作为一个黑人，我继承了一笔伟大遗产，拥有了一种特殊的命运，只有我们才够强壮得背负起这个光荣的重担。

我们要有风度地承担起这个重担。

不只一次，我母亲都说：“哈利·贝拉方特是这个星球上最好看的男人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偶然在《生命》杂志上看到了那个试图把他的皮肤剥掉的黑人。

我想象着其他的黑人孩子，过去的和现在的，都在经历着类似的启示时刻。

也许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时刻来得更快——父母对他们不要穿过特殊的邻近住宅区边界的警告，或者当不管梳理多久都梳不出像芭比一样的头发时的挫败感，或者当大人们认为你已经睡着了，你偷偷听到的关于父亲或祖父受到雇主或警察羞辱的故事。

也许一点点地接收坏的消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更容易一些，这样可以建立起一个防卫的体系——虽然我认为我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个，拥有一段远离怀疑自己的童年。

我知道看到那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一种暴力、一种突然的攻击。

我母亲警告过我那些盲目信仰者——他们只是无知的、没有接受教育的人，应该离他们远点。

如果我没有认识到自己只是个凡夫俗子，那么罗罗已经帮助我知道了生命无常，生一场疾病就可能成为跛子，遇上意外就没准变成残废，还有可能丧失财产。

我能正确地判别其他人身上常见的贪婪或残酷，有时甚至是我自己身上的。

但是那张照片告诉了我其他的东西：有一个看不见的敌人，一个可以在别人不知道、甚至自己也没察觉的时候出现在我面前的敌人。

那天晚上从大使馆的图书馆回到家，我走进浴室，站在镜子前面，我所有的感知似乎没有什么变化，所有的肢体器官看起来也没什么异常，就是我一直以来的样子，我在想自己哪里不对劲。

那种抉择简直太可怕了——我身边的大人都活在疯狂的状态之中。

最初那种泛滥的焦虑可以过去，我也可以像以前一样在印度尼西亚度过剩下的时光。

我仍然保持着一种有时没来由的自信，保持着无法抑制的恶作剧天赋。

但是我的视角永远地改变了。

从晚间播放的一档舶来的电视节目中，我开始注意到，《我是间谍》中的考斯比从没有得到过那个女孩，注意到《谍中谍》中的黑人在地底下过了一辈子。

从图和外祖父寄给我们的西尔斯罗巴克的圣诞目录上，我注意到没有一个像我一样的人，圣诞老人是一个白人。

我没有和任何人分享这些观察的结果，我决心不让母亲发现，决心在她努力保护我的时候，不让她知道她的努力已经失败了。

我仍然相信母亲的爱——但是我发现，她对这个世界的描述，还有我父亲在这个世界中的位置，有些不全面。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三章（1）

我用了一会儿时间才在人群中认出他们。

在滑门刚打开的时候，我只能看到斜靠在栏杆外那一张张模糊的、微笑的、焦急的脸庞。

最终，在人群后面，我看到了一位个子高高的、银白头发的男人，还有一位站在他旁边几乎看不见的、矮矮的、严肃的妇人。

他们开始向我这边挥手，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向他们招手，他们就消失在模糊的玻璃后面了。

我向队伍的前方望去，一个中国家庭好像在报关处遇上了些麻烦。

在从香港起飞的航班上，他们出演了一场闹剧，父亲脱了鞋，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孩子们爬过座位，母亲和祖母把枕头和毯子藏起来，一路上喋喋不休。

现在这个家庭一动不动地站着，希望自己遁于无形，他们安静地看着那双翻查他们护照和行李的手，带着一种可怕的平静。

不知怎的，这位父亲让我想起了罗罗，我低下头看看我手里拿着的木制面具。

这是一位印尼飞机副驾驶员送我的礼物，他是我母亲的一位朋友，母亲、罗罗还有我刚出生的妹妹玛雅站在门口的时候，是他把我领走了。

我闭上眼睛，把面具放到了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