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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鲁迅在读经时期基本读完了《十三经》，包括非常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

这可以说是鲁迅国学基础的第一个层面。

有学者曾说，鲁迅有“三绝”

，指的是鲁迅在创作、翻译和辑佚三方面的成就。

其中的“辑佚”

是指鲁迅校勘整理古籍和研究古碑拓本。

这两样工作实际上是版本学的范畴，在清代就叫“辑佚”

，是所谓‘汉学’的基本工作之一，最考验一个学者周密小心的校勘和博大宏阔的披览能力。

这是鲁迅国学修养的第二个层面。

鲁迅国学的第三个层面是对佛教的独特研究。

许寿裳的话一直是研究鲁迅与佛教关系的指南：“民三之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

“民三”

就是民国三年，即1914年。

1914年是他购买阅读佛书的“疯狂期”

。

　这种疯狂购买、借阅佛书的日子，一直持续到十月，共计购买阅读81部、211册。

如此大规模而猛烈地阅读佛书，在同时代学人中非常少见。

在中国，佛教文化早已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猛烈的研读中，佛教教义中的精髓也渗透到了鲁迅的思想深处。

抛弃“经史”

在这样一个深厚的基础上，鲁迅为什么没有去搞其他国学大师研究的“经学”

和“史学”

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提供的一个浅薄的见解是：第一，鲁迅对“经学”

中的“经义”

历来持批判的态度，而且老而弥坚；第二，他以天才的洞察力看到了中国“一乱一治，一治一乱”

、“前进——倒退——再前进——再倒退”

的大循环历史结构的秘密所在，他决定抛弃过去的历史，努力走出第三条道路来。

也就是说，他不愿为那些被自己内心深处抛弃了的正统的“经义”

和“历史”

作更多的无谓的注解，搞所谓的国学研究。

鲁迅幼时念的十三经，多是儒家经典的原文，而不是后代学者的注疏，所以他对这些经文尽管不如其他杂经、杂书感兴趣，但也不是很反感，更谈不上愤恨。

但读到后代特别是宋代的学者如朱熹的著作时，他就感到“经义”

的可怕了。

在他的散文集《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图》的文章，提到朱熹编辑的《二十四孝》中“郭巨埋儿”

的故事，给他精神上带来了巨大的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