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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2页）

因此，除却险恶的客观环境使他在投身革命时不得不作出牺牲外，他在选择终身伴侣时的审慎也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

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七大”

以来的情况，住在他的挚友处。

当友人问及年来踪迹时说：“你这样跑不觉的辛苦吗？”

陈毅诙谐地回答：“一点不觉得辛苦，辛苦就是没有老婆！”

尽管如此，在中央苏区的五年间，虽有相对稳定的时期，他依然没有草率从事；至于在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的三年间，极其艰难，当然就完全不可能考虑此事了。

老一辈革命家这种“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的胸襟和郑重严肃的态度是令人钦敬的。

1938年春，张茜响应正在武汉的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号召，参加新四军，在军部战地服务团工作，是演剧队和歌咏组的成员。

陈毅任第一支队司令员，经常到军部开会并观看她们的演出。

相貌端庄的张茜以演技的高超和对革命的热忱赢得了陈毅的好感，而陈毅作为新四军中兼资文武的儒将，也深为张茜钦敬和仰慕。

这样，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张茜在给陈毅的信中说：“我爱这战斗的春天，我爱这春天的战斗！”

陈毅极为赞赏，他在写战地通讯《江南抗战之春》时特地引用了这句话。

当然，也有人对他们的结合不以为然，主要是认为彼此的年龄差距甚大。

对此，张茜是有主见的。

她对挚友说：“年龄差距不是主要的，我感觉学问和政治水平远不及他。

我要和他相称，成为伴侣和助手，只有发奋学习，才能缩小差距。

他出身书香世家，文化修养很高，对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都有广泛的了解，赋诗填词写文章造诣很高。

他又是红军初创时的高级领导人，文武双全。

我在各方面都要甘当小学生，拜他为师，从头学起，努力做到基本相称。

“陈毅在一次关于整顿军纪的报告中，曾经批评过一种不正之风，似乎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某些想法。

他说：”

从山沟沟里打了几年游击，一旦进到城里来，就想‘成家立业’了。

同志们不想想，鬼子还没有被赶出国土，老百姓还没有安居乐业，我们就想‘成家立业’吗？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

“又说：”

我还听到个别的同志用野蛮的手段追求从上海来的女同志，追求不到手就说人家‘思想落后’，难道那个女同志一定要嫁给你才算‘思想进步’吗？我说，要追求女性么，也得自己先努力学习啊！

同志们不但要学打仗，还要学文化，要有一定的教养。

她们从上海来的女同志，都受过一定的高等教育的，难道要她们爱上一个‘目不识丁’的文盲、大老粗，才算‘进步’吗？“陈毅的这番话，使与会者哄堂大笑，深感司令员的话是入情入理的。

1940年夏，新婚才三个月，陈毅率主力离开苏南茅山根据地，渡江北上，开辟苏北抗战局面，张茜则去苏中搞地方工作。

而后又会合，在黄桥战役最紧迫的关头，张茜一直随其左右，整理书籍文稿，“坚壁清野”

，准备万一。

皖南事变后，陈毅出任代军长，张茜则参加反“扫荡”

斗争。

在她即将返回军部与陈毅重逢之际，陈毅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呤成一绝：“足音常在耳间鸣，一路风波梦不成。

漏尽四更天未晓，月明知我此时情。”

这是一种动人的情感。

1943年11月，饶漱石策动“黄花塘事件”

，陈毅奉命赴延安，由于路途艰险，加之张茜生下次子才两个月，她未能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