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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时——在外面的后阳台上，夜幕渐渐降临，瑞典佬感到夜晚似乎停滞不动了、被悬浮起来，他内心产生出一种忧伤，觉得再没有什么东西可遵循，没有什么事情可发生，觉得进了一口用时间雕凿而成的棺材，他永远无法逃离——客人中还有乌曼诺夫家的马西亚和巴里、萨尔孜曼家的谢拉和希利。

只是在几小时前瑞典佬才知道谢拉·萨尔孜曼这位语言矫正师在爆炸发生后将梅丽藏起来。

萨尔孜曼夫妇没有告诉过他。

要是他们说了——她一到那里就打来电话，那时他们对他负责一点……他不能想下去。

他若再往下想的话，假如不让梅丽去逃亡，一切都不会发生了……这样想也没用。

他坐在餐桌旁，只顾发呆——静止不动、软弱无力、反应迟钝，看不见他超乎常人的乐观所表现出的爽朗大方和生机活力。

这一生作为商人、运动员和美国陆战队员的敏捷都未能使他适应被俘虏、被关进毫无未来的箱子里的处境。

他在里面不去想他的女儿会怎样，不去想萨尔孜曼是怎样帮助她的，不去想……想他妻子会怎样。

他该快些吃完，不去想他能够想的那些东西。

他应该永远这么做。

不管他多么渴望出去，他都要死死地停在这一刻，留在盒子里。

否则，这世界将爆炸。

巴里·乌曼诺夫，瑞典佬以前的队友和高中时最亲密的朋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律教授。

每当有老乡从佛罗里达飞过来时，巴里和他妻子都会应邀赴宴。

看见巴里，他父亲总是那么开心，部分原因是巴里从一个移民裁缝的儿子变成了大学教授，还由于娄·利沃夫——错误地，虽然瑞典佬装做并不在意——感谢巴里·乌曼诺夫让塞莫尔放下棒球手套进入商界。

每年夏天娄都会提到巴里“顾问”

——从高中时起他就这样称呼他了——想起巴里为利沃夫家做的好事，他用职业的严肃态度树立了榜样，可是巴里总说，他要是球玩得有瑞典佬百分之一好的话，没有谁能让他靠近法学院。

在瑞典佬禁止梅丽到纽约之前，她好几次来纽约时都和巴里、马西亚·乌曼诺夫一块过夜。

梅丽从旧里姆洛克消失后，瑞典佬也是向巴里进行法律咨询的。

巴里带他去见曼哈顿的公诉人谢威兹。

瑞典佬要谢威兹对他实话实说——如果他女儿被抓住并证明有罪，对她最重的惩罚是什么?——他被告知，“七至十年。”

“但是，”

谢威兹说，“如果那么做是由于反战运动的激情所致，如果是意外发生，如果尽量采取了措施以防对他人的伤害……我们怎么知道她是一个人干的?我们不知道。

甚至我们就是知道是她干的我们也不知道。

没有重大的政治背景，没有那么多的言论，没有那么多的暴力演讲，只是这么个孩子，她自己会故意杀人?我们怎么知道她制造炸弹或引爆炸弹?制造炸弹，你必须非常老练——这孩子能点燃一根火柴吗?”

“她理科很好，”

瑞典佬说，“她化学课优秀。”

“她在化学课制造过炸弹?”

“没有，当然没有——不会的。”

“那么，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她会点燃火柴吗?这都可以是为她进行的辩护。

我们不知道她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她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什么都不了解，其他人也一样。

她也许得过威斯汀豪斯科学奖[29]，我们却不知道。

这能证明什么?也许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