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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有一天，纽约的摩洛博士不辞跋涉，来到我们的委员会，提出失明的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三分二是因为在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

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是绝对可以避免的。

“

博士因此力主婴儿一出生就应该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一目的，他希望我们的委员会能积极带动舆论。

“你既然知道病因所在，为什么一直没有采取行动呢？”

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

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曾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

这种情形连医生都无法公开说出来，报纸、杂志也都避而不谈，我当然没有办法，因此才来请你们帮忙。”

原来有这种障碍存在，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推展这项工作。

可是正如摩洛博士所说，事情并不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对我们表示爱莫能助。

如此又过了两年，也就是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答应让你们在报上讨论盲童的问题。”

我立刻安排拜会明星报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可是他却非常干脆地一口回绝了我的要求。

我当时很失望，或许是我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可是能不能刊载的决定权在我们，好吗？”

我很快写了几个真实的例子送过去，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

至此，我们总算克服了第一道难关。

同一年，《仕女杂志》刊载了同一问题的文章，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

之后，如《盲人世界》、《盲人杂志》等一类专门讨论盲人问题的杂志，接二连三也创办起来了。

我还受托在《教育百科全书》上发表了有关盲人的论文。

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经常还得出席各种会议和演讲。

生活的步调忽然变得十分匆忙，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

此外，信件也特别多，处理的时间相对地增加。

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身体也搞垮了。

虽然我们忙得应接不暇，可是生活上仍感桔据，有一阵子连女仆都在不起。

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

这时，在家的我就得擦桌椅、整理房间、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等。

我的工作量相当重，偏偏这个时期的稿约、信件又特别多。

1906年，由州长推荐，我出任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

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

我的感想是，每位委员都喜欢做冗长无味的演讲，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请辞了。

但是，真正有心为盲人谋福利却又非得透过团体的力量不可，惟有这样才能唤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

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场合，参加如医师公会或其他公会的会议。

为此，我必须多加练习演讲的技巧，以期在面对大众时更具说服力。

基于此目标，我曾先后向多位老师学习表达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

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对人类的发声机能很有研究，我抱着碰运气的心理去请他帮忙。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不过对我而言，这也算是一种研究工作，我们不妨试试看吧！”

怀特先生很爽快地答应我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