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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部分（第2页）

日本财政的衰微和羞于见人的黄金储备，是聪明的西方人士众所周知的事。

集权主义的措施只是对国内的财政有利，并不能改变日本需要继续用黄金和萎缩了的出口贸易来支付必须从国外进口的军用和商用原材料这样一个事实，集权主义也无法把一个国家的外贸从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之中拯救出来。

另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是，日本对铁路沿线地区控制无力，在所谓“占领省份”

铁路沿线的军队不敢再越雷池一步。

在整个山东和河北的农村，还看不到日本军队的影子，那儿是由中国的国民政府加以统治和管辖的。

其县吏和省官是由国民政府委派的，他们在山东和河北的权威，实际上比战争爆发之前还要稳固。

中国人还是继续收税，开办邮局和银行，由乡村合作社统营各种农产品；北平傀儡政府派来的人一到乡村就被暗杀；八路军在农民中组织的完整的侦察系统，使汉奸们不可能渗透到农村中来；游击活动频仍于北平、济南、天津和上海的市郊乃至城下；中国的游击队在日本守护的铁路上跨来跨去；一批批的“满洲国”

军队以及驻扎在不同城市、由日本人武装起来的中国和平保卫团开了小差。

铁道时常被扒掉，日本军人彼截，日本人的前卫部队被一批批地消灭掉。

中国的游击队穿上了被俘日军的服装，他们三分之一的军火要从日本人手上夺得。

在这种情形下，河北、山东、山西的日本人从来不敢冒险出城，除非是在大白天，二三百人一起出动。

在石家庄这个京汉线和石太线的重要枢纽，日本占领已这一年半之久，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夜间退到只占三分之一的城市地盘固守，而云集在郊区的游击队则夜袭进城，获得他们的粮食供应，与被占领区三分之二的老百姓亲热一晚，然后在黎明时分悄然而逝。

最终结果是，除北平之外，日本人只占领了一些荒城，常常是由碉堡里的日军提心吊胆地守卫着。

城里大部分是非老即穷，无力逃跑的人。

这样的城市毫无贸易或商业开发的可能。

事实上，每多占领一个城市，就意味着日军要增加一份守卫的负担，要进一步扩展其单薄而危险的交通线，并在其不断增加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费上再加一个项目。

现在日本人必须承认对他们的仇视和恐惧是非常普遍的。

他们的野蛮、傲慢和不道德，使单纯无辜的人民蒙受灾难，使得中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在日军到来之前就远走他乡，就像逃避最使人害怕的瘟疫一样，就是给他们奖赏也没人肯回去。

在这一群群现代化的野蛮人到来之前，有5000万中国城乡居民大规模地离乡背井，抛弃了房屋和财产去逃难，这是日军所作所为的最好注解，日军官兵的洗动、掠夺和强奸所获得的个人利益，使得日本作为国家不可能从占领区获利。

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剥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被动的抵制，有被占领区人民的极端贫穷，还有不安全的形势。

日本人强奸中国妇女，枪杀市民，把战俘关在封闭的草棚里或者干脆在他们的头上泼洒汽油烧死，挑杀婴儿，围捕年轻人，溺杀难民，沉没渔船，大规模轰炸城市，这些令人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由中立国的观察家们作了一致的、多方面的报道。

对这些事实①，我们如果能变得麻木无情一点，就可以从长远一些的观点来看问题，把它们看作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幸事，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增强抵抗的决心。

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下。

历史上没有一个征服者能比日本人更证明自己不适合统治别人，如果最起码的常识可以告诉人们：统治意味着要给予被征服人民以最低程度的安全感和基本生活条件，那末，日本人连这点常识都没有。

用爱国主义来呼吁各阶层的人们抵抗日本侵略的做法并不成功，日军把爱国主义的呼吁换成了保证最起码的生命安全，保护自己的妇女这样一个呼吁，于是便奏效了。

一个小纸烟店的老板，他生活中的唯一兴趣是做点买卖维持生活，可能并不在乎外族的统治，但即使这样一个店主也不愿意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姐妹、母亲或女儿遭受强奸，远东的“德国兵”

已经使西方的德国兵相形之下成为更为进步的人类，而日本的“武士道”

在历史上只会留下“黄色德国兵道”

的恶名（“道”

是日本的术语，相当于“主义”

，是由中国道教中的“道”

转变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