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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小不忍则乱大谋，所以我们一定要先完成北伐，以免功亏一篑，日本的问题则循外交途径解决。”

那时候他已经决心要对付日本，他也体会到日本早晚会大举侵略中国，所以便以日本为假想敌，积极建军备战。

2、建设大后方

江西剿共一共五次，记载上说前四次失败，最后一次成功，并归功于父亲亲自指导。

第五次江西剿共是发展所谓碉堡政策，部队打下一个地方以后，立刻做成碉堡，并且把碉堡交给地方政府，部队继续作战，农民住在碉堡里面，晚上睡觉，白天耕地；同时政府成立五省农民银行，让农民贷款买农具，以复兴农村来巩固地方，以地方自卫来接替野战部队的收获。

记载上显示此种做法是成功的。

但是既然第五次围剿是成功的，又怎么会被毛泽东领着大军突围呢？这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我就扣了父亲几分，甚至于我认为这是个失败，国军保卫不成，反而造成中共所谓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了台湾后，我碰到一位已退休的空军大队长，他告诉我有一件事情是他一直百思不解的：当年他当飞行员时，奉命勘查江西突围时部队所走的路线，但是他发现国军并不是去追击（尾追或超越追击）。

国军再怎么穷，当时动员几百辆卡车，装载一部分部队，那怕只有一个师或一个团都能够先追到前面将中###队堵住再加以围剿，中共的退兵也不致于能打得过国军，但是实际的情形却是南北边各有一支部队，中共走多远，我们的军队就走多远，也没有超越他们，这哪里是追击，简直是护航。

他很灰心地讲了以上这些话之后，反而恍然大悟。

我跟他说：“你真是给我上了一课，我们确实是压迫他们进入四川，经过广西、贵州、云南，绕了一大圈，再折回来到四川。”

所以，从整体来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这一点从前大家都没有体会到。

我常说当时不体会可以原谅，后人不体会则不能原谅，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体情况，假如不从整体来看，也没有办法体会我们为何放水。

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懂得战略，懂得战略的人更能体会历史，不看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懂得战略，因为战略是全程的。

抗日战争（4）

以当时的状况而言，我们能够做到这件事，实在是不容易。

至于功与过，当时当地的作战是一回事，而整体的战略指导又是一回事。

父亲亲自赶到云贵川，是因为当地军阀主动地反映共产党部队进入他们的地区。

父亲到达后对他们非常的恭敬与尊重，并对刘湘、龙云等军阀说：“国军马上就到，而且我们不想在你们这里打，因为不论胜负，对地方来说总是骚扰，我们要逼他们到陕西后就范。”

中央的力量在那个时候第一次正式进入到西南地区，而且父亲还告诉他们一句话：“日本早晚会侵略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要建立大后方，要及时让下江的工业往西南转移，一方面也能使地方繁荣。”

这些话都是军阀听得进去的。

后来父亲在西康盖了一百幢房子，预备在云贵川受到战斗波及时，以西康作为大后方，这就是抗战到底的决心。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战略，我们随着###进入云贵川，使中国达成真正的统一。

但是作战部队真是艰苦万分，而且在松潘当地要与大自然作战，真是非常辛苦。

眼看国军克服万难，包围延安，到了最后决战时却发生了西安事变。

对于西北的马家部队，我们也是以友善诚恳的态度，跟他们打成一片。

父亲派哥哥跟我一起去看马步青（马麟之子）；我们也到青海看马步芳（马麒之子）。

我跟哥哥一起去看马步芳（青海省主席）时，他的儿子马继援已经当中将军长了，我那时是上尉，马继援不肯出来见我们，马步芳说：“你是个军长就要像个军长的样子，你已经是中将了，你还怕什么？”

马继援说：“人家年纪比我大，还只是个上尉，我因为是你的儿子，你给我当军长我才能当军长。”

那年他好像才二十五岁。

后来马步芳叫他出来，他还是出来了，我们后来也成为朋友。

我就跟他讲：“任何事情，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一定帮你。”

马继援也很谦虚，他说：“你需要我时，我愿意随时给你当参谋，我愿意到你这里来服务。”

我们相处得不错，到台湾以后，我们还保持联络。

河西走廊有哈萨克人作乱时，哥哥和我带了二十多辆的卡车列队，为他们送衣料、布匹、生活用品，还用一半的车子装满了一缸一缸的酒去慰劳他们。

我们经过兰州时，甘肃省党主席（战区司令长官）朱少良要我们带两个营一起去，哥哥说我们是去招安，带两个营不但无济于事，万一出了事打起来更是没有必要，所以就只有我们兄弟两人前往河西走廊，连一个兵都没带。

不过朱少良还是命令军队在远远的几十公里以外，看到我们前进了，就慢慢跟上一点，以防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