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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部分（第1页）

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后，我们仿佛很孤单，经常想念他。

1943年8月，古罗夫牺牲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

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面胜利的喜悦了。

我们将永远怀念库兹马·阿基莫维奇……

我们开始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向前线开去。

第62集团军转移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地域。

集团军司令部在沃罗波诺沃车站上车。

　白天，我到集团军编成内各师上车的车站巡视一遍，黄昏时我来到沃罗波诺沃。

传来机车的鸣笛声、车轮的震动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

我们每个人都默默地说：

“再见吧！

伏尔加河！

再见吧！

你这饱经沧桑、受尽战火煎熬和洗礼的城市！

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到那时你该是什么样子、再见吧！

长眠在这块浸染着鲜血的土地里的战友们！

我们就要向西挺进，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你们报仇……“

我戎马生涯中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这样结束了。

北顿涅茨河

1

当我去思考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接连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时，进军柏林已成定局。

我的思绪一再回到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它们使我确信，苏联军人思想上的转折——决不能再往后退！

正是在伏尔加河的接近地上最明显的地表现出来。

希特勒的将军们和军官们不会感觉不到苏军心理上的这种无形的转折。

我作为原第62集团军的司令员。

也曾郑重地宣布过：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即在最后一名城市保卫者被打死的情况下，敌人才有可能占领斯大林格勒。

我们向党、向人民发过誓言：“宁死不屈！”

只有牺牲了才能使我们的解除誓言。

这一信念的产生，不仅仅是由于对战略形势的认识，而且也是出于对扼守城市的必要性的理解。

这是神圣的使命。

它反映了我集团军将士们思想上的转折。

《红星报》在1942年12月1日在社论中写到：

“第62集团军的震惊世界的顽强精神，使我统帅部有可能集结兵力，转入进攻，重创庞大的德国法西斯部队。”

………………